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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3/29 中国正在建设世界上最长的隧道 一条长85.3公里的隧道正伸展于中国东北的辽宁山区。这条直径8米的引水隧道建成后,将会超过世界公认的最长隧道——57.6公里的瑞士戈特哈尔德隧道,成为世界上最长的隧道。 这条高差36米、完全靠自流引水的隧道东起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西至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隧道将穿越50余座山峰,50多条河谷,29条断层。地表到隧道顶端距离最大为630米,最小60米。 这项名为“大伙房水库输水工程”的引水隧道,旨在引用优质充沛的辽东山区水源,供给辽宁省老工业基地的中部城市群。解决了该地区百年内用水问题,受益人口近1000万。 辽宁省是一个水资源短缺的省份,特别是辽宁中部地区,属于联合国规定的严重贫水区,人均水资源量在700立方米以下。 目前,这条“辽宁的生命线”已经建设了40余公里,计划2008年底建成通水,概算总投资52亿元。
与此同时,这条隧道创造的多个世界隧道工程界纪录,也正引起国际工程界人士极大关注,上万人次来此参观、考察。 2007/3/19 here i am,红色冰人的启程 红色的法拉利,火一般的热情;银色的莱科宁,冰一样的冷凝。当然,银色只是他的过去,从今年开始,他属于红色,他是红色的主宰。
一直以来,在F1的赛场上,目光都追随着那抹耀眼的红,因为在我的感官中,红色的狂野和奔放,才是赛车,是F1这项极限运动的最好诠释,其他任何颜色都要被淹没在这片火一般的旗帜里。而车王舒马赫更是将这红色的精神演绎得异常完美。于是,在过去的许多年里,赛场上的焦点始终是这个亮眼的德国车手。即使在阿隆索两度加冕的上两个赛季,我关注的依然是火红的赛车和火红战袍下的一代车王。在迈凯伦的莱科宁,诸事不顺,常常在赛场上看到他失落的身影,虽然冰人的脸上平静无波,却不由得人不猜测,他的心底是否波涛汹涌。 冰人即将加盟红色法拉利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莱科宁适合做车王的接班人吗?他能够将这红色旋风继续延续下去吗?倒是马萨,在去年有不少亮眼的表现,让人对这个年轻的巴西小伙子充满了期待。等纷扰落定,确切消息传来,心底竟然开始对这对奇异的组合,两种极致的碰撞,产生了期待。毕竟冰人的内心也许并不如他表面那么安定,他有时候的行径也很有性格的,与张扬的红色法拉利有异曲同工之处。 不是没想过阿隆索披红色战袍的情景,但仅仅是在脑海中构造一下,就觉得透着一丝诡异。也许他的蓝色雷诺印记太重,也许他的气质和激情的法拉利相去甚远,总是给人不协调感。反而是莱科宁,暗将红衫加诸其身,竟让人觉得那样的和谐生动,怎能不令人期待。 新赛季终于揭开了大幕,这不仅仅是一个新的赛季,更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端。而执着于红色的我,对于拥有莱科宁和马萨的法拉利更是信心满满。没有让人失望,kimi获得了他加盟法拉利的第一个分站冠军,也是他职业生涯第10个分站冠军。 可以肯定的是,当“冰人”与“火红”完美的结合后,kimi将不费吹灰之力迎来他一个有一个分站冠军,甚至是世界冠军,就像他的本国前辈哈基宁一样,就像他的队中前辈——车王舒马赫一样! C5的转播随后接了一段莱科宁的短片,身着红色的他给人脱胎换骨的感觉,是火成就了冰,还是冰成就了火?短片中配的那首歌也非常契合,“HERE I im”,是莱科宁的宣言,也是法拉利的宣言!这一个崭新的开始,冰火缠绵,希望是莱科宁的机会,让他终能梦圆,希望也是法拉利的机会,让他再建辉煌王朝!祝愿冰人和红色法拉利在本赛季一路走好! Here I Am
Here I am this is me
There's no where else on earth I'd rather be Here I am it's just me and you Tonight we make our dreams come true It's a new world it's a new start
It's alive with the beating of young hearts It's a new day it 's a new plan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 Here we are we've just begun
And after all this time our time has come here we are still goin' strong Right here in the place where we belong Here I am next to you
And suddenly the world is all brand new Here I am where I'm gonna stay Now there's nothin standin in our way Here I am 2007/3/15 对妹妹说的话
亲爱的妹妹,我要告诉你的话,这些都来自我心。 妹,好好去爱,去生活。伤心和委屈的时候,要嚎啕大哭。哭完洗完脸,拍拍自己的脸,露一个微笑给自己看。 车轮话来回来回。 献给小芭蕾(改编sk8erboi) 他是个男孩 她是个女孩
他是个痞子 她爱跳芭蕾 他想追她 可是她却从没私底下说过她也喜欢他 不料她的朋友们都很高傲
她们对他的垮衣垮裤很有意见 他是个滑板少年 她说谢谢再联络
对她而言 他配不上她 她的脸蛋美丽 可是她眼光太高 虽然如此 她还是得顾及现实 5年后的现在
她坐在家里 孤单一个人喂孩子 她打开电视 猜她看见了谁? 那个滑板少年在电视里劲歌热舞
她打电话给她的朋友们 她们都已经知道了 而且都买了票 要去看他的演出 她尾随着大家 站在人群中 抬头看着那个被他拒绝的男孩 如今他是个飚着吉他的超级巨星 她美丽的脸庞看出他的价值了吗?
很抱歉她错过了很好的机会 真遗憾她看不到 看不到他可以成为超级巨星 看不到他的眼睛 看不到他的灵魂 2007/3/14 嘲讽的力量
我们在嘲讽着一些?有时平和、有时激烈。 可是不管怎么嘲讽,我们却心里总是渴望真情。 越是以一付玩世不恭的面貌出现的人,心里越是渴望得到信任 满不在乎的外表只不过是借以保护自己的盔甲,我们甚至不愿意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有这样的希望 因为我们害怕希望落空后无法承受的心灵缺憾 对于失望的惧怕使我们宁可预先在想象中一遍遍穿越没有真情、没有信任、没有希望的暗黑森林…… 以此来增加自己抵抗黑暗的力量…… 2007/3/11 严重的友情(余秋雨·节选)
友情这件事,比我们平常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表面上,它是散落四处的点点温馨。平时想起一座城市,先会想起一些风景,到最后,必然只想这座城市里的朋友。是朋友,决定了我们与各个城市的亲疏。初到一个陌生地,寂寞到慌乱,就是因为还没有找到朋友。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突然见到一个朋友,那么,时间和空间就会在刹那间产生神奇的蜕变。两个朋友见面时再夸张的动作声调,四周路人都能原谅。有时久违的朋友会在我们还没有发现时从背后狠狠地擂过来一拳,这一拳的分量往往不轻,但奇怪的是我们还没有回头就能感觉到这种分量所包含的内容,因此总是满脸惊喜,然后再转身寻找。我们走在街上,肩膀和后背总在等待着这种拳头。等了半天没等到,空落落地走一路,那才叫无聊。 我一再对学生们说,你们年轻,奋斗吧,追求吧,去创造什么事业吧,但请记住,一过中年,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朋友们活着了。各种宏大的目标也许会一一消退,而友情的目标则越来越强硬。报答朋友,安慰朋友,让他们高兴,使他们不后悔与自己朋友一场。所谓成功,不是别的,是朋友们首肯的眼神和笑声。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在企盼着它们,而不是企盼那没有质感的经济数字和任命文本。我们或许关爱人类,心怀苍生,并不以朋友的圈子为精神终点,但朋友仍是我们远行万里的鼓励者和送别者。我们经由朋友的桥梁,向亿万众生走去。很难设想一个没有朋友的人,居然能兼济天下。 如此说来,友情确实重要,但又怎么说得上“严重”呢? 我曾在澳洲墨尔本西南面三百公里处的海岸徘徊,产生过对这一问题的恐惧联想。在那里,早年异域的船只极难登岸,高耸的峭壁不知傲视过多少轰然而毁的残骸,但终于,峭壁自己崩坍了,崩坍得千奇百怪,悲凉苍茫。人世间友情的崩坍也是这样,你明明还在远眺外来的危险迹象,突然脚下震动,你已葬身大海。 我们的日常生活过得很平淡,不一定能遇到友情全方位崩坍的机遇,因此完全无法验证立足的友情地基是否坚实。不知道它有岩脉连着地壳,还是仅仅泥垒沙积?有时也想,既然没有海浪,那么不坚实的友情地基也就不存在危险,何苦对它过于挑剔?但立即否定了这种宽容,因为这块自己多年选择的友情地基,正是自身精神的寄托所在,把有限的生命寄托于一种潜在的危险,这不成了一种自我欺骗? 友情的某些真相,即便随口谈起,也会把善良人吓一跳。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曾这样记述柔石:“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 一切真正成功了的政治人物一定会在友情上下大功夫,否则他们不可能吸引那么多人手提生命跟着他们奋斗。但是,他们果真在友情上如此丰盈吗?远远未必。不少政治人物一旦失势,在友情上往往特别荒凉。但他们不愿承认这一点,因为他们深知仅仅这一点就足以把他们一生的功绩大部分抵消。 不必到今后,这话今天来说也已经有广泛感应。这位气吞山河的政治家居然没有想过,再惊人的功业也不足以成为当众背弃一位老友的理由,除非这位老友实在不堪到了非被背弃不可的地步。他伟大到已经不在乎友情,但显而易见,他错了。 从历史看,除了少数例外,友情好像不太适宜与过大的权势、过高的智慧连在一起。有时,高贵的灵魂在关爱天下时也常常忽略了身边的友情等级和友情秩序,结果总是吃足苦头。它是一个最容易被处于得意状态的各个方位误认为早已圆满解决而实际上远非如此的真正的大问题。 记得八九年前我写过一篇《上海人》的文章,分析了上海人的生态和心态特征,一时产生不小的影响,但也有不少外地读者来信,说我遗漏了很重要的一点,即上海人对友情的奇怪态度。其中有一位说,据他观察,上海人是最喜欢哄聚在一起又最不讲友情的一群;还有一位读者说,上海人所谓的“朋友”,其实就是熟人,上海人不懂朋友的深义,因此没有真正的朋友。对这些读者来信我没有理会,因为我的朋友虽然各地都有,但较多的还是上海人,我一时还没有产生这样的体验。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个匪夷所思的事件才恍然大悟。在友情上发生的事件,是很难说得清又很不愿意说的,因此我直到今天没有对此事发表片言只语的声辩,不过从那时起,我对上海人某一阶层的群体心理素质产生了另一种评价。 有一批优秀的律师是我这方面的老师。他们经常向我讲述手上正在承办的各种案子,这些案子,在法律上都能明白裁决,但在友情上留下的谜团却显得越来越怪异,连这些智慧的律师也只能徒叹奈何。 乍一看,我似乎更多地注意到了友情的阴暗面,其实并不。我曾在阴暗面中困惑过,痛苦过,但后来终于明白,友情的来去是一个探测仪,告知你与原先进入的那个层面的真实关系。如果在一个领域,一群朋友突然没有理由地冷眼相对,栽赃构陷,那就意味着你可以离开了。你本来就不应该出现在这里,临时给你的笑脸只是索取和探询,等探询明白,彼此无法调和,你的存在只能给这个村寨带来不安宁,而你住在这个村寨中也非常不安全,那就应该上路。昨日的友情,早已消失在黄昏的牛粪火中,繁星在天,眼前隐约有一条出山的路。不必告别,不要留话,这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快步离开要紧。 关于友情(余秋雨·节选) 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只存在于孩童时代。这是一句极其悲凉的话,居然有那么多人赞成,人生之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
我并不赞成这句话。孩童时代的友情只是愉快的嘻戏,成年人靠着回忆追加给它的东西很不真实。友情的真正意义产生于成年之后,它不可能在尚未获得意义之时便抵达最佳状态。 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某次友情感受的突变中,猛然发现自己长大的。仿佛是哪一天的中午或傍晚,一位要好同学遇到的困难使你感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放慢脚步忧思起来,开始懂得人生的重量。就在这一刻,你突然长大。 友情的错位,来源于我们自身的混乱。
谁也没有想到,从企盼友情开始的人生,却被友情拥塞到不知自己是什么人。川端康成自杀时的遗言是“大拥塞了”,可见拥塞可以致命。我们会比他顽泼一点,还有机会面对拥塞向自己高喊一声:你到底要什么?
只能等待我们自己来回答。然而可笑的是,我们的回答大部分不属于自己。能够随口吐出的,都是早年的老师、慈祥的长辈、陈旧的著作所发出过的声音。所幸流年,也给了我们另一套隐隐约约的话语系统,已经可以与那些熟悉的回答略作争辩。
他们说,友情来自于共同的事业。长辈们喜欢用大词,所说的事业其实也就是职业。置身于同一个职业难道是友情的基础?当然不是。如果偶尔有之,也不能本末倒置。情感岂能依附于事功,友谊岂能从属于谋生,朋友岂能局限于同僚。
他们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种说法既表明了朋友的重要,又表明了朋友的价值在于被依靠。但是,没有可靠的实用价值能不能成为朋友?一切帮助过你的人是不是都能算作朋友?
他们说,患难见知己,烈火炼真金。这又对友情提出了一种要求,盼望它在危难之际及时出现。能够出现当然很好,但友情不是应急的储备,朋友更不应该被故意地考验。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们这个缺少商业思维的民族在友情关系上竟然那么强调实用原则和交换原则。
真正的友情不依靠什么。不依靠事业、祸福和身份,不依靠经历、方位和处境,它在本性上拒绝功利,拒绝归属,拒绝契约,它是独立人格之间的互相呼应和确认。它使人们独而不孤,互相解读自己存在的意义。因此所谓朋友也只不过是互相使对方活得更加自在的那些人。
在古今中外有关友情的万千美言中,我特别赞成英国诗人赫巴德的说法:“一个不是我们有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真正的友情都应该具有“无所求”的性质,一旦有所求,“求”也就成了目的,友情却转化为一种外在的装点。我认为,世间的友情至少有一半是被有所求败坏的,即便所求的内容乍一看并不是坏东西;让友情分担忧愁,让友情推进工作……,友情成了忙忙碌碌的工具,那它自身又是什么呢?应该为友情卸除重担,也让朋友们轻松起来。朋友就是朋友,除此之外,无所求。
其实,无所求的朋友最难得,不妨闭眼一试,把有所求的朋友一一删去,最后还剩几个?
李白与杜甫的友情,可能是中国文化史上除俞伯牙和钟子期之外最被推崇的了,但他们的交往,也是那么短暂。相识已是太晚,作别又是匆忙,李白的送别诗是:“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从此再也没有见面。多情的杜甫在这以后一直处于对李白的思念之中,不管流落何地都写出了刻骨铭心的诗句;李白应该也在思念吧,但他步履放达、交游广泛,杜甫的名字再也没有在他的诗中出现。这里好像出现了一种巨大的不平衡,但天下的至情并不以平衡为条件。即使李白不再思念,杜甫也作出了单方面的美好承担。李白对他无所求,他对李白也无所求。
友情因无所求而深刻,不管彼此是平衡还是不平衡。诗人周涛描写过一种平衡的深刻:“两棵在夏天喧哗着聊了很久的树,彼此看见对方的黄叶飘落于秋风,它们沉静了片刻,互相道别说:明年夏天见!”
楚楚则写过一种不平衡的深刻:“真想为你好好活着,但我,疲惫已极。在我生命终结前,你没有抵达。只为最后看你一眼,我才飘落在这里。”
都是无所求的飘落,都是诗化的高贵。
真正的友情因为不企求什么不依靠什么,总是既纯净又脆弱。
世间的一切孤独者也都遭遇过友情,只是不知鉴别和维护,一一破碎了。
为了防范破碎,前辈们想过很多办法。
一个比较硬的办法是捆扎友情,那就是结帮。不管仪式多么隆重,力量多么雄厚,结帮说到底仍然是出于对友情稳固性的不信任,因此要以血誓重罚来杜绝背离。结帮把友情异化为一种组织暴力,正好与友情自由自主的本义南辕北辙。我想,友情一旦被捆扎就已开始变质,因为身在其间的人谁也分不清伙伴们的忠实有多少出自内心,有多少出自帮规。不是出自内心的忠实当然算不得友情,即便是出自内心的那部分,在群体性行动的裹卷下还剩下多少个人的成分?而如果失去了个人,哪里还说得上友情?一切吞食个体自由的组合必然导致大规模的自相残杀,这就不难理解,历史上绝大多数高竖友情旗幡的帮派,最终都成了友情的不毛之地,甚至血迹斑斑,荒冢丛丛。
一个比较软的办法是淡化友情。同样出于对友情稳固性的不信任,只能用稀释浓度来求得延长。不让它凝结成实体,它还能破碎得了么?“君子之交谈如水”,这种高明的说法包藏着一种机智的无奈,可惜后来一直被并无机智、只剩无奈的人群所套用。怕一切许诺无法兑现,于是不作许诺;怕一切欢晤无法延续,于是不作欢晤,只把微笑点头维系于影影绰绰之间。有人还曾经借用神秘的东方美学来支持这种态度: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这样一来,友情也就成了一种水墨写意,若有若无。但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友情和相识还有什么区别?这与其说是维护,不如说是窒息,而奄奄一息的友情还不如没有友情,对此我们都深有体会。
在大街上,一位熟人彬彬有礼地牵了牵嘴角向我们递过来一个过于矜持的笑容,为什么那么使我们腻烦,宁肯转过脸去向一座塑像大喊一声早安?在宴会里,一位客人伸出手来以示友好却又在相握之际绷直了手指以示淡然,为什么那么使我们恶心,以至恨不得到水池边把手洗个干净?
另一个比较俗的办法是粘贴友情。既不拉帮结派,也不故作淡雅,而是大幅度降低朋友的标准,扩大友情的范围,一团和气,广种博收。非常需要友情,又不大信任友情,试图用数量的堆积来抵拒荒凉。这是一件非常劳累的事,哪一份邀请都要接受,哪一声招呼都要反应,哪一位老兄都不敢得罪,结果,哪一个朋友都没有把他当作知己。如此大的联系网络难免出现种种麻烦,他不知如何表态,又没有协调的能力,于是经常目光游移,语气闪烁,模棱两可,不能不被任何一方都怀疑、都看轻。这样的人大多不是坏人,不做什么坏事,朋友间出现裂缝他去粘粘贴贴,朋友对自己产生了隔阂他也粘粘贴贴,最终他在内心也对这种友情产生了苦涩的疑惑,没有别的办法,也只能在自己的内心粘粘贴贴。永远是满面笑容,永远是行色匆匆,却永远没有搞清:友情究竟是什么?
强者捆扎友情,雅者淡化友情,俗者粘贴友情,都是为了防范友情的破碎,但看来看去,没有一个是好办法。原因可能在于,这些办法都过分依赖技术性手段,而技术性手段一旦进入感情领域,总没有好结果。 我认为,在友情领域要防范的,不是友情自身的破碎,而是异质的侵入。这里所说的异质,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差异,而是指根本意义上的对抗,一旦侵入会使整个友情系统产生基元性的蜕变,其后果远比破碎严重。显而易见,这就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了。
异质侵入,触及友情领域一个本体性的悖论。友情在本性上是缺少防卫机制的,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一点上。几盅浓茶淡酒,半夕说古道今,便相见恨晚,顿成知己,而所谓知己当然应该关起门来,言人前之不敢言,吐平日之不便吐,越是阴晦隐秘越是贴心。如果讲的全是堂堂正正的大白话,哪能算作知己?如果只把家庭琐事、街长里短当作私房话,又哪能算作男子汉?因此,这似乎是一个天生的想入非非的空间,许多在正常情况下不愿意接触的人和事就在这里扭合在一起。事实证明,一旦扭合,要摆脱十分困难。为什么极富智慧的大学者因为几拨老朋友的来访而终于成了汉奸?为什么从未失算的大企业家只为了向某个朋友显示一点什么便锒铛入狱?而更多的则是,一次错交浑身惹腥,一个恶友半世受累,一着错棋步步皆输。产生这些后果,原因众多,但其中必定有一个原因是为了友情而容忍了异质侵入。心中也曾不安,但又怕落一个疏远朋友、背弃友情的话柄,结果,友情成了通向丑恶的拐杖。
由此更加明白,万不能把防范友情的破碎当成一个目的。该破碎的让它破碎,毫不足惜;虽然没有破碎却发现与自己生命的高贵内质有严重羝牾,也要做破碎化处理。罗丹说,什么么是雕塑?那就是在石料上去掉那些不要的东西。我们自身的雕塑,也要用力凿掉那些异己的、却以朋友名义贴附着的杂质。不凿掉,就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自己。
对我来说,这些道理早就清楚,经受的教训也已不少,但当事情发生之前,仍然很难认清异质之所在。现在唯一能做到的是,在听到友情的呼唤时,不管是年轻热情的声音还是苍老慈祥的声音,如果同时还听到了模糊的耳语、闻到了怪异的气息,我会悄然止步,不再向前。
该破碎的友情常被我们捆扎、粘合着,而不该破碎的友情却又常常被我们捏碎了。两种情况都是悲剧,但不该破碎的友情是那么珍贵,它居然被我们亲手捏碎,这对人类良知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
提起这个令人伤心的话题,我们眼前会出现远远近近一系列酸楚的画面。两位写尽了人间友情的大作家,不知让世上多少读者领悟了互爱的真谛,而他们自己也曾在艰难岁月里相濡以沫,谁能想得到,他们的最后年月却是友情的彻底破碎。我曾在十多年前与其中一位长谈,那么善于遣字造句的文学大师在友情的怪圈前只知忿然诉说,完全失去了分析能力。我当时想,友情看来真是天地间最难说清楚的事情。还有两位与他们同时的文坛前辈,其中一位还是我的同乡,他们有一千条理由成为好友却居然在同一面旗帜下成了敌人,有你无我,生死搏斗,牵动朝野,轰传千里,直到一场没顶之灾降临,双方才各有所悟,但当他们重新见面时,我同乡的那一位已进入弥留之际,两双昏花老眼相对,可曾读解了友情的难题?
可以把原因归之于误会,归之于性格,或者归之于历史,但他们都是知书达理、品行高尚的人物,为什么不能询问、解释和协调呢?其中有些隔阂,说出来琐碎得像芝麻绿豆一般,为什么就锁了这么一些气壮山河的灵魂?我景仰的前辈,你们到底怎么啦?
对这些问题的试图索解,也许会贯穿我的一生,因为在我看来,这其实也正是在索解人生。现在能够勉强回答的是:高贵灵魂之间的友情交往,也有可能遇到心理陷阱。
例如,因互相熟知而产生的心理过敏。
彼此太熟了,考虑对方时已经不再作移位体验,只是顺着自己的思路进行推测和预期,结果,产生了小小的差异就十分敏感。这种差异产生在一种共通的品性之下,与上文所说的异质侵入截然不同;但在感觉上,反而因大多的共通而产生了超常的差异敏感,就像在眼睛中落进了沙子。万里沙丘他都容忍得了,却不容自己的身体里嵌入一点点东西,他把朋友当作了自己。其实,世上哪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即便这两片树叶贴得很紧?本有差异却没有差异准备,都把差异当作了背叛,夸张其词地要求对方纠正。这是一种双方的委屈,友情的回忆又使这种委屈增加了重量。负荷着这样的重量不可能再来纠正自己,双方都怒气冲天地走上了不归路。凡是重友情、讲正气的人都会产生这种怒气,而只有小人才是不会愤怒的一群,因此正人君子们一旦落入这种心理陷阱往往很难跳得出来。高贵的灵魂吞咽着说不出口的细小原因在陷阱里挣扎。
又如,因互相信任而产生的心理黑箱。
朋友间还有什么可提防的呢?很多人基于这样一个想法,把许多与友情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干脆利落、默不作声。不管做成没做成,也不作解释,不加说明。一说就见外,一说就不美,友情好像是一台魔力无边的红外线探测仪,能把一切隐藏的角落照个明明白白。不明不白也不要紧,理解就是一切,朋友总能理解,不理解还算朋友?但是,当误会无可避免地终于产生时,原先的不明不白全都成了疑点,这对被疑的一方而言无异是冤案加身;申诉无门,他的表现一定异常,异常的表现只能引起更大的怀疑,互相的友情立即变得难于收拾。
直至此时,信任的惯性还使双方撕不下脸来公然道破,仍然在昏暗之中传递着昏暗,气忿之中叠加着气忿。这就形成了一个恐怖的心理黑箱,友情的缆索在里边缠绕盘旋,打下一个个死结,形成一个个短路,灾难性的后果在所难免。
这两个心理陷阱,过敏陷阱和黑箱陷阱,大多又是交叉重合在一起的,过于清晰与过于不清晰这两个极端,互为因果、互增危难,变情为仇,变友为敌,而且都发生在大好人之间,实在让人悲叹。
在好几个夜晚,我曾反复与一些心理学研究者讨论一个难题:为什么有的人使朋友损失巨大却能重归于好,有的人只因为说了短短两句话却使朋友终生无法原谅?为什么有的敌人经历过长期争斗后却能变成朋友,而有的朋友一旦龃龉之后却不如一个敌人?
我想,不要老是从基本品质上找原因,其中一个关键在于,一些错乱的心理程序造成了心理陷阱。
我不知道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避开这些陷阱,总觉得对它们多加研究总是好事。真正属于心灵的财富,不会被外力剥夺,唯一能剥夺它的只有心灵自身的毛病,但心灵的毛病终究也会被心灵的力量发现、解析并治疗,何况我们所说的都是高贵的心灵。
说了这么多,可能造成一个印象,人生在世要拥有真正的友情太不容易。
其实,归结上文,问题恰恰在于人类给友情加添了太多别的东西,加添了太多的义务,加添了太多的杂质,又加添了太多因亲密而带来的阴影。如果能去除这些加添,一切就会变得比较容易。
友情应该扩大人生的空间,而不是缩小这个空间。可惜,上述种种悖论都表明,友情的企盼和实践极容易缩小我们的人生空间,从而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要扩大人生的空间,最终的动力应该是博大的爱心,这才是友情的真正本义。在这个问题上,谋虑太多,反而弄巧成拙。
诚如先哲所言,人因智慧制造种种界限,又因博爱冲破这些界限。友情的障碍,往往是智慧过度,好在还有爱的愿望,把障碍超越。
友情本是超越障碍的翅膀,但它自身也会背负障碍的沉重,因此,它在轻松人类的时候也在轻松自己,净化人类的时候也在净化自己。其结果应该是两相完满:当人类在最深刻地享受友情时,友情本身也获得最充分的实现。
现在,即便我们拥有不少友情,它也还是残缺的,原因在于我们自身还残缺。世界理应给我们更多的爱,我们理应给世界更多的爱,这在青年时代是一种小心翼翼的企盼,到了生命的秋季,仍然是一种小心翼翼的企盼。但是,秋季毕竟是秋季,生命已承受霜降,企盼已洒上寒露,友情的渴望灿如枫叶,却也已开始飘落。
生命传代的下一个季度,会是智慧强于博爱,还是博爱强于智慧?现今还是稚嫩的心灵,会发出多少友情的信号,又会受到多少友情的滋润?这是一个近乎宿命的难题,完全无法贸然作答。秋天的我们,只有祝祈。心中吹过的风,有点凉意。
想起了我远方的一位朋友写的一则小品:两只蚂蚁相遇,只是彼此碰了一下触须就向相反方向爬去。爬了很久之后突然都感到遗憾,在这样广大的时空中,体型如此微小的同类不期而遇,“可是我们竟没有彼此拥抱一下。”
是的,不应该再有这种遗憾。但是随着宇宙空间的新开拓,我们的体型更加微小了,什么时候,还能碰见几只可以碰一下触须的蚂蚁?——且把期待留给下一代,让他们乐滋滋地爬去。 2007/3/10 回忆过去的路程第四阶段下 雷锋“助人为乐精神”在网络时代得以发扬
2007.3.4 29岁的侯锐对互联网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现象很有感受。
侯锐家在沈阳,最近他发现自己的汽车每次打火后常有异响,去维修店询问,老板非得让他把车开来进行检修。害怕“挨宰”的侯锐只好上网发贴求助,没想到不长时间,许多网友就帮侯锐进行了解答,有些还非常专业。
侯锐说:“在各种人气较旺的网络论坛上,只要有人提出问题,很快就会有人帮忙解答,你只需要在诸多的答案中选择一个就行了。”
而身为医生的侯锐在网络上也经常帮助别人,“有一次一个网友求助如何治疗宫颈癌前病变,我正好是微创妇科的医生,平时接触这类病例很多,就把相关解决措施发到网上了,那个网友看到后非常满意,我也很高兴能帮上忙。”
没花钱、甚至没有谢谢,这就是网络时代助人为乐的精神,只讲付出,不图回报。如今网络上的“活雷锋”随处可见,你的求助一般不会落空。
日常生活中,你问个路可能都会遇白眼或者被索要问路费。而在网上免费的旅游攻略到处都是:从旅行线路、景点、天气、吃饭、住宿到提醒你应该注意和小心的事项,先行者把自己的旅行经验写出来供后来者参考和分享。
在现实生活中,你考“雅思”要找一个好老师并不容易,既费钱又费力,但在网上却有很多人提供自己的经验,供他人免费享用。
每年的3月5日都是中国宣传学习雷锋的日子,但对于曾经一度将雷锋精神引以为豪的中国人来说,雷锋的助人为乐精神在实际生活中却遇到了一些尴尬:做好事被当成“傻冒”、被人认为另有所图或者作秀。
然而网络却使帮助别人变得平常,使雷锋的“助人为乐精神”不再“高高在上”。
“网络的特点使助人为乐不再受那么多限制,显得更轻松,使助人为乐这种本来就日常的精神回归平常,不再沉重。”心理学家说,“当一个人在网上帮助了其他人,那种帮助他人的喜悦使他潜意识中的善良被激发出来,同时也拥有一种满足感。” 回忆过去的路程第四阶段上 “开满鲜花的村庄”——辽宁凌源冬日见闻
2006.12.28 正值北方的隆冬时节,位于北纬41度的辽宁省凌源市辛杖子村,在还是黑漆漆的凌晨,凌源的花农正络绎不绝地推着板车或骑着三轮,将含苞待放的百合花、剑兰、玫瑰花运往凌源花市交易市场。
27日凌晨4时,4000多平方米的交易大厅内,灯光闪闪,热闹异常。上千名花农在各自的摊位前,向来自各地的经纪人推销自己的鲜花,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大厅内的大型滚动电子屏幕把全国各地的花卉品种价格详尽地显示出来,供花农和经纪人交易参考。
农民李福全两口子早早就带着他们打包好的鲜花站在柜台后了,当记者看到他们时,他们已经卖了近1000元。李福全一边归整着摊位,一边告诉记者:“这季节,过去种大田的时候正闲着在家里唠嗑;现在改种花了,就闲不着了!”
和他被冻得红红的双手一样,李福全的面颊也红红的,却带着幸福的笑容。“今早能卖一千多,这几天价不太好,要不还能多个三五百的。”李福全的妻子也忙着将花一一装箱,成堆的红玫瑰和郁金香把她的脸庞映衬得格外好看。她高兴地告诉记者:“过段时间就该到情人节了,南方的花期还没到,广州、上海都上咱这里订货,一天就能卖好几千块呢。”
和李福全相比,42岁的花农丁爱国种花卖花的时间要早很多。如今,丁爱国投资80多万元建了16个暖棚,成了花卉公司的总经理。老丁种的花主打百合,他把百合上市的时间控制在元旦春节前后。
丁爱国说:“大家都说‘南有云南,北有凌源’,现在你到大厅里看,交易的数量,在全国能跟昆明花卉市场抗衡的,那就是凌源。除了青海和西藏,我们的花能批发到全国各地。”快到早上6时了,鲜花交易接近尾声,刚刚交易成功的各种花卉在“乔装打扮”装箱后,被花农搬上了货车,一辆辆满载鲜花的大型集装箱货车顶着寒风匆匆上路。
目前,凌源从事花卉产销业的有3500多户近20万人,花卉种植面积超过1.5万亩,年产鲜花1.5亿枝,品种发展到剑兰、百合、郁金香、玫瑰等十几个系列60多个品种,四季上市。全市2000多名经纪人已在全国建立了100多个销售网点,产品远销沈阳、北京、上海、福州、广州等30多个大中城市,年交易额超亿元。
在这些花农的花棚里,却是又一番洋溢春意的生产景象。
上午10点多钟,我们来到了花农张锴的花棚。他正在给花棚卷帘。这是一种自动卷帘的大棚,草帘卷起后,阳光直射进花棚,顿时觉得花棚里暖意融融。
一眼望去,200米长的鲜花大棚种满了翠绿的东方百合种苗,叶面光鲜油绿。张锴边给花苗浇水,边告诉记者,如今他靠两个鲜花大棚年收入可达4万多元,现在村上几乎每家都有了这样的大棚,真正成了开满鲜花的村庄。
张锴感慨地说:“原来一到冬天都‘猫冬’,在家打打麻将、喝喝小酒,你看现在,都想明白了,凌源的花卉能发展到今天,主要靠咱们农民转变观念。” 回忆过去的路程第三阶段下 非常时期特殊课——黑山疫区见闻
2005.11.16日 “那天,我们家的鸡都被杀了,我伤心极了,那我也要理解,因为人的生命是宝贵的。我们要携起手来消灭禽流感,让这么可怕的禽流感赶快消失,然后才能过上美好的日子。”
黑山县段家乡中心小学在防疫禽流感日子里给同学们出了一个特殊的作文题,这是三年级二班康苗苗同学作文中的一段话。
和黑山县许多学校一样,段家乡中心小学正在经历着一个非常时期。三年级二班的班主任段海艳告诉记者,这一段时间她到学校后第一件工作已经由辅导学生上早自习变为测量体温,并对全班学生的体温测量结果做记录。
校长范学仁说,禽流感疫情发生后,学校每天早上8点前都要将全部12个班学生的体温监测完,下午第一节课前也要测。就连双休日学校的老师也不休息,学生在家要由家长给孩子测量体温。发现体温高的(高于37.2摄氏度)学生要向教育局报告,连续测量三次都高的话就要回家进行观察。
虽然是特殊时期,但是学生们并没有感到恐惧,在学校多次对学生讲解防控禽流感知识后,同学们对抗击禽流感充满信心。在课堂上,同学们在埋着头静静地写作。一个叫杨洁的小同学在作文里这样写道:老师告诉我们不要害怕,我一定要勇敢,我们一定能像战胜非典一样战胜禽流感,使它远离人类。
学校在校门口贴了一封给各位家长发了一封信,信上写着:……为了孩子们的身体健康,希望家长在这一时期不要随意出入校区、教室。……家长要和学校共同防控禽流感,保证学生们的正常上课秩序。
记者在校园里看到,几名教工正在清扫校区,其中的两人还拿着消毒喷雾器在进行消毒,一个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天要消毒两次,上午下午各一次。”
“除此之外,学校对学生的饮食非常注意,要求学生尽量多喝水,学校已经把自来水封了,现在班班都有饮水机。同时增加了教室的通风和学生的体育活动,在午后增加室外活动时间。督促给学生吃VC片,加强学生个人卫生。”副校长康万海说。
在五年级二班,记者问赵缙同学:“你知道禽流感吗?”
她说:“知道,老师给我们讲过。”
“那你害怕吗?”
“不害怕!”
“你们学习受到影响了吗?”
“没受到,我天天都来上学!爸爸妈妈让我努力学习!”
下课后,校园里充满了欢声笑语。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向记者这边跑来,他是三年级二班的刘伟进小同学,他家里养了1300多只鸡。在作文中,刘伟进这样写着:今后我一定要学好科学文化知识,长大了建一个现代化的养鸡场,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它们,让它们不再生病。 回忆过去的路程第三阶段中 孙家湾矿难再次向中国煤矿安全敲响警钟
2005.2.18 正月初六,亿万中国人还沉浸在新春佳节的喜庆气氛中,一场巨大的灾难却突然降临辽宁阜新孙家湾煤矿。214个矿工鲜活的生命已被瓦斯爆炸引发的这次矿难无情夺去。
从2月14日灾难发生到现在,悲伤的气氛一直笼罩在孙家湾。这个煤矿所在的阜新市,因煤而兴、曾给国家供应了大量煤炭,如今已经资源枯竭,许多矿工失业转岗。因此,在孙家湾矿工作的矿工,在当地算是收入比较稳定的。在阜新,只靠一人劳动支撑全家生活的家庭很多,这次矿难注定要造成几百个家庭的支离破碎。
频发的矿难已成中国安全生产的“老大难”问题,它不停地拷问着中国煤矿安全体制的有效性。在孙家湾矿难前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中国已发生过两起死亡过百人的特大矿难,去年一年,中国有6000多人死于煤矿事故。
2005年元旦,温家宝总理专程赴陕西看望铜川矿难职工的家属,他流下了热泪。温家宝表示:矿难留给我们血的教训。我们一定要重视抓好安全生产,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要对矿工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后代负责。
1月18日在京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提出,今年将力争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下降3%,杜绝百人以上死亡事故。然言犹在耳,孙家湾就发生了这起近50年来中国最大的煤矿事故。
面对矿难不断发生,矿工不断死伤的惨痛现实,人们不禁追问:中国高层屡次下令,要严格管理煤炭生产,为何仍收效甚微?中国煤矿安全体制的有效性到底如何才能提高?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梁嘉琨分析,中国煤矿事故频发有五大原因:
从自然条件看,中国60%至70%的煤矿是在复杂和极复杂的构造条件下进行开采;从生产开采条件来看,中国煤矿整体技术状况比较落后,国有煤矿机械化程度虽已达60%至70%,但大量的乡镇煤矿机械化程度很低,装备水平落后;从历史和政策的原因来看,煤矿安全投入欠账非常大,仅国有煤矿在安全工程、装备和设施方面欠账就达500亿元左右;煤矿从业人员的整体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生产过程中违章、违规现象严重;部分企业忽视安全,一味追求利润,超能力生产也是事故多发的重要原因。
孙家湾煤矿“2·14”特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领导小组17日正式成立,调查组表示将实事求是、科学公正客观地查明事故原因,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至记者发稿时止,事故的具体原因尚未公布。但专家们分析认为,孙家湾矿难暴露了中国煤矿安全存在的诸多问题。
“煤炭开采管理混乱,多部门条块分割的管理势必使安全整顿难以见效,”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矿井专家张向东教授说,“管理问题还在其次,首要的是中国缺乏一部矿山综合治理、矿山安全、矿山灾害治理的法规。”不过,也有专家指出,即使有了法规,地方保护主义也会使法规形同虚设。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教授张宏伟提到,众多有文化、有技术的人才很难充实到中国的煤矿生产中,据统计,近年来煤炭行业毕业生在煤炭行业的就业率不到5%。“这就造成恶性循环:队伍素质越差,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越严重,越容易发生事故,越难吸引高级人才。”
前些年,中国的严重矿难多发生于中小型私人煤矿,但近一年来却转向国有大型煤矿。这些煤矿作业面大,一旦发生事故往往死伤惨重。
中国的煤炭企业曾长期挣扎于微利和亏损的边缘,直到近两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能源需求,煤炭价格因而大幅上扬。面对20年一遇的市场机会,煤炭企业无不超负荷生产。此次孙家湾矿难发生在春节长假期间,本身就是一个超负荷生产问题。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已表示,争取用三年时间,补还国有煤矿安全欠帐,加大煤矿安全设备投入。可是,解决中国煤矿安全问题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仍然任重而道远。
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发生的数起大矿难,无一不表现出漠视人的生命、对安全问题认识不够、超负荷生产的现象。
中国是个产煤大国,煤矿安全生产早就有一整套制度和技术保证体系。但是,只有这套制度和技术保障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而不是“有名无实的预防”,才可能避免更多的矿难发生。
正因如此,有专家建议,要提高矿工死亡的赔偿标准,增加矿难成本,才能真正激励企业进行安全投资,才能敦促企业在安排超负荷生产时三思而后行,才能使安全机制真正发挥作用。 回忆过去的路程第三阶段上 资源枯竭型城市:妊娠阵痛之中待新生
2004.12.16 黄屋红顶,成群的奶牛、鸡鸭;银色高棚,簇拥的香菇、油菜……,阜新市一个个漂亮的农业园区、养殖小区给人留下鲜明印象。可是,眼前这个生机勃勃的新兴农业城市,却一直以煤电之城著名。
位于中国东北辽宁省的阜新市,拥有亚洲最大的露天煤矿,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国家级能源基地之一。然而,随着可采之煤越来越少,作为煤城的阜新正走入暮年;正向着农业城市转型的阜新,正处在妊娠阵痛之中。
中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唯一的试点城市——阜新,到2004年12月转型已满三周年。令人欣慰的是,当地的农产品加工业与生态城市建设已初露端倪,“绿色” 正在取代“黑色”成为阜新市新的城市形象。
阜新的衰老,只有一个原因:地下的煤快挖光了。上世纪50年代亚洲最大的机械化露天煤矿——海州露天煤矿,如今已无昔日红火的生产场面,只剩下几十年来挖煤形成的一个长4公里、宽2公里、深达300米的巨坑。走向枯竭的海州矿将在一个月后宣布关闭破产。
海州矿将是近年来阜新破产关闭的最大煤矿。此前,东梁、平安、新邱等三家百年老矿已破产关闭。阜新市副市长曹元说,煤矿的破产关闭还将继续下去。8到10年后,阜新的主体矿井将结束其历史使命。
据国家发改委土地研究所统计,中国共有典型的资源型城市60座,生活着6650万人口。目前它们中间已经有三分之一和阜新一样处在资源枯竭的困境之中。而在未来的50年内,剩下的三分之二也将步入这个行列。
专家指出,中国的资源型城市面临着共同的挑战:经济结构单一,矿产资源日渐枯竭,经济发展日益落后,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人民生活和就业困难。
阜新半个多世纪来共为国家生产原煤5.3亿吨,发电1500亿千瓦时。现在,阜新的煤炭可采储量仅剩2.25亿吨,且因煤层过深,开采成本和难度都很大。一直靠煤炭资源生存的阜新,煤炭工业收入占全市GDP70%以上;随着资源的枯竭,阜新陷入了“煤兴城兴,煤衰城也衰”的怪圈。
转型前的2001年,阜新市GDP增幅跌至辽宁省倒数第一,更让人担忧的是,煤矿倒闭使大批矿工失业。据统计,到2003年底,阜新共有15.6万人下岗失业,预计2005年下岗失业人数将达到17.6万人。
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已进入中国高层的视野。2003年的除夕之夜,温家宝总理来到阜新,在井下与矿工们一同吃饺子过年。他指出,老矿山经济转型,是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兴办第三产业,发展现代农业,安置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做法是一条好的路子。
2001年底,国务院将阜新定为全国唯一的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并批准了“转型复兴计划”。该计划以解决全市下岗职工再就业为突破口,在稳定现有煤电生产能力的基础上,重点发展一、三产业,加快畜牧业、林果业、种植业基地建设和设施农业建设。
阜新市政府计划从2002年起用4年时间,建设一批现代农业示范区,之后再用5年时间,建成全国生态农业示范区,即9年内基本完成转型。为此,阜新市开始着手建设50个农业园区、200个以养殖为主的专业小区,期望将下岗工人变成种养殖业的现代农民。
转型启动3年来,阜新经济出现了显著变化,GDP以年均两位数的速度增长,2003年达到了创纪录的102亿元。今年上半年,阜新多项经济指标又创下近5年来的最好水平。不久前,阜新市开始全面实施封山禁牧,以改善生态环境,推动城市转型。
但是,资源型城市转型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对于刚着手处理这一难题的中国来说,这个转型仍处于漫长而痛苦的探索过程中。
事实上,阜新选择向农业城市转型的方向尚存争议。辽宁省社科院副研究员严伟就认为,发展现代农业对解决阜新的就业问题作用相当有限。因为现代农业是高效农业,不可能安排大量下岗人员就业。此外,转型能否成功,资金不足问题也不容回避。
“对阜新的十几万下岗矿工来说,转型之路虽然艰难,但他们已经起步了。不管怎样,阜新作为一个‘标本’,至少会为中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经济转型提供一条思路,”国际矿山测量协会委员石金峰说。
在中国实施中的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中,实现资源型城市转型是重要内容之一。国家发改委月前又透露,扩大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的政策正在研究中,“循环经济”试点也将选择在资源型城市进行。 回忆过去的路程·因为方引起的话题 “中产阶层”在中国迅速崛起
2004.11.4 在美丽的滨海城市大连,作企业策划的万方凭着激情与才智在公司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工作才仅仅两年,就已经拥有近20万元的年薪,而这是其父母八年的总收入。
大连作为中国最早开放的沿海城市之一,大批的"中产阶层"人士云集在这里,万方便是其中之一。"对于我这一代人,很想为父母摆脱多年拮据的生活,上大学,靠自己的知识,让一家人富足不是梦想了,我正在实现。"万方说。
万方只是千万中产阶层的一个个体,他们正在靠自己的知识和劳动创造着财富。
据调查,中国"中产阶层"大部分分布在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20几年前的这种统计却几乎没有意义,凤毛麟角的高收入者"赚钱"的时候胆战心惊,计划经济的" 平均主义"让那些率先富起来的人受到嘲笑甚至鄙视。
"那时的生产生活陷入了一种尴尬,为了生存很多人很想也有办法挣钱,可却又怕触及法律和政策。"沈阳第一机床厂的工人郑天舜说。
还不到40岁的郑天舜所从事的职业是厂里人羡慕的技术工种--龙门刨工人,这种技术工人因需要非常高的技术水平而越来越少。作为厂里的技术骨干,老郑年薪是6万元左右,这可是产业工人集中的老工业基地沈阳"工人" 薪金的极限了。"现在工资分配有差别了,我的收入可能是厂里一个普通工人的10倍,只要你干得好、技术好,钱就可以拿得多啊!"郑天舜说。
万方和郑天舜也正是在实际生产生活中先富者的代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提出"先富论",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如今看起来很浅显的道理,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竟是那么的及时,甚至"体贴"。
"先富论"的出台让政府和人民都十分得益,据统计,从1978到1985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人减少到1.25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30.7%减少到14.8%,不仅促进经济增长,也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公平。
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分层开始多元化,受过良好教育并且拥有一定财富的阶层迅速扩大。而大学就是中产阶层和中产思想的"孵化器","科教兴国"与"知识经济"使高等教育愈发兴盛。万方说:"对于年轻人来说,知识才是我们致富的法宝"。
在7月末,中国社会科学院推出了一份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指出,未来8至10年,中国社会中间阶层将有一个跳跃式扩大,中国社会正在逐步走向一个开放的社会。社会学学者包德功说,中、小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家、外资及高新技术人才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的中产阶层。
"然而就中国中间阶层的发展现状来看,无论是人群数量还是其掌握的社会资源,他们还难以彻底改变中国目前"哑铃型"的二元社会体制,贫富分化仍然相当严重。" 经济学家认为。根据2002年6月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统计数据表明,20%的存款大户拥有人民币和外币存款的64.8%和89.1%,而20%存款最少的户只占人民币和外币存款的1.2%和0.2%,高低相差63.6到88.9个百分点。
经济学家说,这是"先富"无法避免的结果,贫富悬殊一直是困扰人类发展的共同难题。无论哪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一个国家处在经济繁荣或经济衰退过程中,如果贫富差距过分悬殊都将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埋下隐患,并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和巨大的成本。
"'中产'不在哑铃任何一边,它是中间那根棍,这根棍越细,就警告这个社会动荡的因素愈发强烈。这就很需要采取一定办法让社会向'橄榄型'过渡。"经济学家说,"橄榄型"社会结构里,社会阶层结构中,极富极穷的"两极" 很小,而中间阶层相当庞大。
在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报告里,已经明确提出" 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关于分配制度的政策原则,以及"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政策策略,已经为建构"橄榄型"社会模式作出了纲领性战略指南,这为中国人民共同富裕作了最好的政策铺垫。 回忆过去的路程·发自内心的感慨 老师,应该是个很高贵的词汇
2004.9.9 有人曾说,每个人的性格和品质中总会和他的某一个老师很像。这句话很可敬,敬的是老师的真诚教诲之情;这句话也很可怕,因为一部分老师的作为让人怎么也不会与教师这个词联系起来。就在第20个教师节到来时突然想起从前的老师,觉得“老师”应该是一个很高贵的词汇。
这种高贵孕育于朴素。那时,老师的生活还很清苦,他们没有钱去商场买东西;那时,他们不戴这样那样的首饰,更没有什么华丽的衣服,他们总是穿得干净利索;那时,过节了,没有那么多家长去送这送那,只有真诚的祝福。但是这些看似的落寞,让她们在我们的心目中显得那么崇高,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老师能从我们身上得到什么物质方面的东西。我们要做的,只是努力学习并茁壮成长,她们也这么觉得。
这种高贵孕育于奉献。那时,老师会早早起来赶到教室;那时,老师会帮助住校的学生洗衣服;那时,老师会把家里也不经常吃的东西拿来给我们吃,而自己的小女儿却看着我们直咬手指头;那时,老师几乎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学生的身上,不只是在课堂,还有在家里,我们都是她们的孩子,想逃也逃不掉;那时老师常常给我们补课,但从来没要过一分钱,他们觉得,把知识教给自己的学生,老师就是干这个的。
这种高贵孕育于智慧。那时,教具很简陋,但老师总是会想出很多的花样让我们感受课本上的知识,比如从地摊上买个地球仪,告诉我们非洲在哪里;那时,她们会让写错字的学生再写100遍,却从不武断地评价一个学生,在她们心中,所有的孩子都一样;那时,老师会自己花钱买来橡皮之类的小奖品奖励给考“双百”的学生,也会冒雨家访学习落后的学生而耐心辅导;她们很多时候都不说话,但目光里的东西让你无法拒绝。
这种高贵孕育于爱。那时花开,我们把老师称为园丁,而我们享受着的关爱远远超过花朵,她们像母亲一样,给我们需要的东西,就是那时,我们知道原来一个人的爱可以那么多。那时我们发自内心地唱《走过老师的窗前》,发自内心地把一杯热茶以及一张张简陋粗糙的自制贺卡放在他的讲桌上,发自内心地帮助老师收作业本,发自内心地争取多查几个美丽的词汇去完成那篇以《我的老师》为题的作文……
老师,应该是个很高贵的词汇。真的,那时,我这么觉得。 回忆过去的路程第二阶段下 “今夜最想念总理!”——阜新矿工的除夕夜
2004.1.21 除夕这天的阜新,迎来了零下17摄氏度的低温,而艾友煤矿矿工郑宝义一家却非常温暖,他的老父亲和两个弟弟都在矿上工作,去年煤矿较好的效益使得他们一家的收入都增长了,这是郑宝义心里最温暖的。
今年将近40岁的郑宝义所在的艾友煤矿,是阜新煤矿集团中规模较大的矿,但一直以来煤矿效益不高。2002年艾友矿盈利仅为510万元,而2003年经过全矿职工的努力盈利达2200万元。
“这多亏了温总理的鼓劲和支持啊!”郑宝义兴奋地说,“自从温总理来了后,这里所有人的心气就不一样了。”
2003年1 月31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带着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来到艾友矿720米深的井下现场看望慰问煤炭战线的工人,同矿工一起吃年夜饺子,共度除夕夜。
郑宝义给记者拿出他的工资条,2003年他每月的工资将近700元,“去年挣的可比2002年多多了,那时每月400多块,有时还开不出来。”
艾友街道是艾友矿工的聚居区,在矿工于勇刚家里,于勇刚正和他的妻子一边说笑着,一边观看春节联欢晚会,看到记者,他抑制不住心里的激动:“我去年比前年多收入近3000元,孩子上学不愁了。这一年来,大家都使足了劲地干活,要奔小康得靠自己啊!”
于勇刚在艾友矿负责井下机电检修,他妻子心疼地说:“每天他早上6点半就下井,晚上16点才上来,而且比较危险。”于勇刚接着说,“煤矿工人虽然工作环境艰苦,但有党和国家的关心,我们知足。不吃苦、不艰苦奋斗怎么能干出样来呢?”
一个大大的“福”字被于勇刚倒贴在门上,“希望这一年家里人都一切顺利”。“噼啪噼啪……”,“大地红”响了起来。“前两天在工作时把腿碰伤了,希望把不好的运气赶走,今年还要卯劲儿干啊!”
在艾友矿矿机关大厅里,温总理对矿工亲切说过的话高高悬挂着,“党和国家没有忘记你们,今天,我就是代表党和国家,代表人民看望你们……国家将加大对煤矿安全的投入,要制定举措,支持煤炭行业的发展,相信你们一定能很快的走出困境!”
郑宝义动情地说:“今天晚上对于我们矿工来说,最想念的人就是温总理啊!” 回忆过去的路程第二阶段上 施瓦辛格的大学老师执教中国小城
2003.11.29 “铃……” 上课铃声响起,和蔼儒雅的沃勒斯老师走进教室。这是一堂英语课,沃勒斯这堂课要教的是著名英文歌曲《老橡树上的黄丝带》。
随着音乐的节奏,69岁的沃勒斯像个孩子似地手舞足蹈,他邀请全班学生和他一起唱这首英文歌。
在中国东北的辽宁朝阳市建平县的一所高中,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沃勒斯通过澳大利亚应用教育协会的介绍,自8月起来到这里担任英语教学工作。
“我从事教学工作30多年了,教育是我一生热爱的事业。” 沃勒斯自豪地说,“刚刚当选美国加州州长的施瓦辛格也曾是我的学生。”
在中国的课堂上,他耐心地引导回答不上问题的学生;上自习时,他坐在学生中间,通过聊天锻炼学生的口语。沃勒斯的中国同事吴亚楠说:“他很敬业,备课认真细致,我们从他身上学习到很多。”在沃勒斯的努力下,学生的英语成绩提高很快。
1972年前后,沃勒斯执教于西洛杉矶大学,在他的西方艺术史课堂上,肌肉很健美、开朗健谈的施瓦辛格很出众。“他是一名优秀的学生,有很强的自信心,而且目标非常明确。对任何事都有详细的计划。”
沃勒斯认为,中国的学生要想成材就一定要相信自己,寻找真知。“一些中国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差,学习不是自愿、快乐的;同时学生自由时间太少,创造性以及很多潜力都没有发挥出来。”
谈起在中国的生活,他微笑着说:“这个小城非常安宁,生活很惬意。”身高1米83的沃勒斯精神矍铄,动作敏捷。10年前他曾来过中国,“中国变化巨大,今后发展的机会还有很多。”
一场大雪降落在辽西的土地上,圣诞节也要来了,沃勒斯想念远在美国的家人,但他说这个圣诞将不会孤独,因为会有很多中国的好朋友陪伴他。 回忆过去的路程·接触卢永范 “这里也是我的故乡”——一个韩国青年在沈阳
2003.7.8 6年前,来自汉城的卢永范第一次来到沈阳。那一年他23岁,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现在,他不仅完成了东北大学的法律本科学业,还创办了自己的企业。谈起这6年,他说:“这里也是我的故乡。”
他第一次到中国时很兴奋。“那是父亲带我来的,那时的我对未来还不能确定。父亲想让我看看外面的世界。”
果然,这里的一切吸引了他。“中国很美妙,有许多东西我都不知道”,于是他决定留下来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
1998年,卢永范通过汉语水平考试后进入东北大学法律系学习。对于学汉语仅仅一年的他,连日常对话尚不熟练,学起法律就更难了。许多留学生在一年后就放弃了,但卢永范没有。
“我也曾想过放弃,但我的中国同学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使我能够完成学业。”那时,同班的中国学生轮流帮他记笔记。有一次卢永范生病了,可他从没去过中国的医院。同学们知道后,立刻把他送到医院,轮流护理他。“ 他们像亲兄弟一样照顾我,我很感激。”
“这几年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快,来中国留学的韩国青年也越来越多。”卢永范说。事实上,现在沈阳的韩国留学生有1300多人,而且这一数字还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
卢永范现在已经是一个有40多人的企业的老板了。大学毕业后,在父亲的支持下,他成立了星都机电产品有限公司。卢永范说:“我的事业刚刚起步,我也希望在中国能成就我的创业梦想。”
业余时间里,卢永范最喜欢打高尔夫球和做韩国泡菜。他说,在中国这几年酒量渐长,因为这里的人喝起酒来和汉城人差不多,豪放痛快。每逢星期天,信仰天主教的他还要去做礼拜。
卢永范对沈阳感情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这里认识了他的太太。他的妻子也是韩国留学生,是在汉语班上认识的。去年9月,他们在韩国举行了婚礼。回到中国后,夫妻俩按照当地的习俗又办了一次中国式的婚礼。 回忆过去的路程第一阶段下 SOHO一族:工作,并自由着
2003.1.7
凌晨4时至7时写作,接着早餐,送孩子上学;回家后整个上午睡觉或参加社会活动;中午边吃饭边看午间新闻;下午小憩后写文章,然后买菜、接孩子放学;晚上没有应酬就看电视、上网,22点左右睡觉。
这就是中国城市SOHO族有代表性的一天生活。
所谓SOHO,是Small Office Home Office的简称,指那种在家上班的人。他们有工作无单位,工作与生活是一体的,是现代都市的新兴职业——无固定职业人士。他们通常是企业策划人、自由撰稿人、平面设计师、媒体工作者、主持人、流浪艺术家等。
姜先生,SOHO族一员,工作是为一些酒店、酒吧、办公室等创作装饰画,他有固定的客户群,他只需在家创作。
他说:“艺术需要自由。我不愿每天早起、挤地铁、工作很晚,那样没什么自由可言。”
徐杰是北京一个摇滚乐队的主唱,他和他的乐队常常出没在北京一些酒吧里,靠演出赚钱。他说:“我可不想成为工作的奴隶,我不想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前程,我只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弹弹吉他、唱唱歌。”
一位广告创意人对记者说:“我做多少事,就拿多少钱,自己对自己负责,平时作息自由,从来不为升职加薪烦忧,也无须为裁员害怕。”
这就是大多SOHO族的想法:自由。不仅时间自由,自己掌握、自己支配,行动、方式也自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今日为文,明日为商。
社会学家认为,SOHO族也可说是工作自由人,他们彻底转变了旧有的工作概念,不仅仅代表一种工作状态,还代表一种生活方式。
但惟有一件不自由:干不出好活或效率过低,就没有收入。
有固定工作单位的人有固定收入,SOHO族没有稳定收入。前者为一个机构服务,以单位为中心;后者为多家机构打工,以项目为中心。
正因为“项目”是他们的生存之源,所以大多SOHO族自由却不懒散。他们很敬业,有着良好的职业素质及专业精神。比如那些依靠文化策划、著书立说和书法创作活着的SOHO族,整日挖空心思、苦读书卷、广收资料、深入调查,才能令读者、客户和合作者满意。他们深知“天上不会掉馅饼”、“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所以不敢松懈偷懒。
林先生是一位自由撰稿人,他说:“其实这是一项从容又极富挑战性的职业。我每天要求自己写一篇文章,还兼任几家机构或企业的文化顾问。非常的累,很有挑战性。但在家上班,不用顾及形象影响、上司脸色、同事关系,可以穿拖鞋、着短裤,也很从容啊。”
当然对这种生活方式不赞同的也有很多,王先生是一位大学教授,他说:“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就应该上班、努力工作、赚钱,即便要牺牲很多自我,做很多自己不喜欢的事也要上班,因为社会就是这样运转的。” 回忆过去的路程第一阶段上 越来越多的中国男人走进厨房
2002.12.12
炒菜做饭在中国大多都是女人们的事。而如今,越来越多的男士走进了厨房。
当兵回来的孙先生,在军队是炊事员,练就了炒菜的好手艺。现在,每天下班回来都为父母做几个菜。他的母亲说:“我的孩子长大了,懂事了。”
在中国许多家电视台都有厨师培训班广告,大多是男学员报名;教百姓炒菜做饭的栏目很多,主持人大多为男性。中国饭店的厨师大多也是男人。
张女士是一位中学退休教师。她说:“男人会做饭是件好事,这说明社会在进步。这世上除了特殊的行业,国家并没有哪一部法律规定什么工作非得男人干,做饭这种工作非得女人干。”
许小姐说:“我觉得会做饭的男人才知冷知热,男人气里如果有了点儿油烟味,才够温柔,感觉才更令人着迷。 ”
“男人下厨体现了对家庭的责任心。”一位已婚的女士说,“结婚前,我丈夫是瓶子倒了也不扶的人,并表示自己婚后就是饿死也不下厨房。可自从我怀孕那天起他就开始学着做饭了。到如今孩子都上了小学,厨房里仍然常见他煎炒烹炸的身影,现在他已经是朋友当中手艺最好的一个了。”
李先生是公司职员,在公司举办的“厨艺大赛”中他获过奖。“在我的办公室里,有很多男人都回家做饭。”
“我觉得做饭很有趣,它不但是学问、是艺术,还永远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件令人高兴的事,一种愉悦的好心情是最好的佐料,那锅里翻炒出的是生活的美味和欢乐。如果你是在用心投入,吃的人是能感受到的,‘菜如其人’ ,做出的菜怎会不香呢?”
中国中央电视台有一个栏目,教人们如何做菜,有一个年轻的主持人在向人们展示男人下厨房的魅力和长处。
这个叫刘仪伟的四川小伙子自幼跟他的爷爷学习做饭,做得一手好菜。他觉得男人做饭,对自己和家人都是很好的事情:烦恼的时候,可以调节各种味道,还可以用抽油烟机把烦恼抽走;如果有新的菜式端上来,就好像给家里端上一些新的生活感觉。
中国先贤老子在几千年前就说过“治大国如烹小鲜。” 这煎炒烹炸里包含着丰富的人生哲学。
不少男人视炒菜为享受、为艺术,他们并不经常按照菜谱上说的去做,一些突发的灵感使他们在做菜时更大胆、更自由。在他们正做菜的时候,如果你递过来一包未用过的佐料,他们常常会灵机一动在菜里面撒上一些。菜的香味便开始在空气中弥散开来。
一位姓夏的同行说:“做菜就像做一篇新闻,准备各种炒料就好像去采访、查资料,炒菜的过程就像成文的过程,少一个材料也不行,少了一个就少一种滋味。”
在下厨房的中国男人中,有很多是为了体现对妻子关怀,疼爱自己的伴侣。同时他们也认为自己做了几样好菜,送到妻子儿女老人面前,众人连称好吃,很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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