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人来说，春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外出的人们大都要在除夕夜之前回家，以全家团圆的方式迎接春节。因此，家政服务市场的那些外地和农村打工者也在春节前夕加入了“返乡大军”。
　　“春节前后工作特忙，老婆生孩子，爸妈身体又不好，房间一团糟，想找个保姆来帮忙，却发现事情可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在沈阳一家外企工作的尹永哲抱怨说，打电话给家政服务公司，公司说保姆早就预订出去了。
　　在中国一些大城市，有着尹先生这样遭遇的市民并不少。随着大批家政人员返家过年，家政服务市场开始出现人员紧缺的情况，市民请保姆需要提前预约，过年请保姆成了一件难事。
　　沈阳市齐家家政服务公司工作人员说，从农历廿三小年到正月初七，公司的保洁、月嫂、保姆早就被客户预订走了，再想预订就得等到年后。因为年关一到，外地与农村的家政人员都回家过年，人手就有些安排不过来。
　　据《中国家政服务业现状白皮书》显示，根据劳动保障部对沈阳、青岛、长沙、成都四个城市的调查，需要社会提供服务的家庭占到４０％，四个城市大约需要２００万个家政就业岗位，而目前尚有１００万个岗位空缺。
　　在北京、沈阳以及其他一些中国大城市，常常听到当地人说应该对外地农民工进行怎样怎样的限制。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当他们一旦短期离去，城市人的生活却多有不便。
　　家在沈阳市和平区的韩冬梅女士在春节前夕，自家的“小保姆”突然说要回老家，春节不能留在沈阳。一想起春节期间打扫卫生、做饭、带孩子这些事情没有人做了，韩女士自然措手不及：“平时工作忙，家里的事情都由‘小保姆’打理，现在她走了，我们感到很麻烦。”
　　人手紧缺的直接后果，除了找不到人以外，保姆的身价也自然水涨船高。据了解，在沈阳、大连等城市由于“月嫂”奇缺，因此“月嫂”的工资已经由原来平均一个月１５００元左右上涨到每个月２０００元左右，一些经验丰富的“月嫂”工资还要更高。
　　面对保姆行情看涨的状况，少量本来打算回家过年的保姆也临时打消了念头，决定先赚点钱，年后再与家人团聚。
　　“今年过年我就不回家了，春节期间工资高，钱赚得也快。再说了，春运期间车票紧张，即便买到票，也不一定是有座的票。”来自黑龙江的保姆刘晶说，“现在要保姆的主顾都愿意出高价，能比平时高不少，所以还是过年后回家划得来。”
　　和刘晶一样留在沈阳工作的还有来自锦州市黑山县的陈雪梅，她在春节前夕“火线上岗”，她说：“雇主家以前的保姆回家过年了，我腊月二十到现在的雇主家。”陈雪梅说，本来想和丈夫一起在沈阳过个“城里年”，没想到居然接了这个活，按日计酬一天５０元，这个价钱比平时高出一倍还多呢。
　　为了解决“保姆荒”现象，目前沈阳已有多家家政服务公司开始组织下岗女工填充保姆市场，鼓励更多的人员加入这个行业，弥补春节期间家政市场的人员缺口。甚至一些家政服务公司将眼光瞄准了那些过年不回家过年的“大学生保姆”。

　　春节即将过去，孩子们的寒假也快结束，这个本该是孩子放松自我、外出旅行的时候，然而能得到出游机会的孩子却不是很多。一个本应属于孩子亲近大自然、培养兴趣，有时间去做自己喜欢事情的假期，却只能在梦中实现。
　　那么是什么阻挡了孩子出游的脚步呢？
　　据调查，一些孩子睁开眼就要奔波于家长安排的各种补习班、培训班学习，孩子们感觉放假甚至比上学还忙。
　　放不下补习的沈阳某小学三年级小学生小陆洋（化名）春节前一直嚷着要去海南玩，还想去沈阳棋盘山滑雪。可小陆洋的妈妈说：“实在是没有时间啊。小陆洋寒假里每周都有奥数、英语、作文课这些课跟着，两天就有一次课，此外每天晚上还得练琴。要想出门，就得耽误课，而且一耽误就是好几门，得不偿失啊。”
　　小学生尚且如此，中学生们就更忙得不可开交。在沈阳市皇姑区某家补习班门前，一名上初二的金同学讲，寒假里班上很多同学都在外找补习班补习下学期的课程，要是不补习，到时开学了恐怕就跟不上了。
　　他说：“现在学校里每月都会拉一次大榜排出名次，竞争激烈，自己感觉心理压力很大。我也好想出去玩啊，可现在就算家里大人张罗着带我出去玩，我也没有心思去。”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思宁说，假期应该是中小学生的一个休息期和调整期。经过一个学期紧张学习，利用这段时间使疲惫的身心得到休息，为下一个学期“充电”，同时出去亲近一下自然和社会，培养个人的兴趣爱好，这应该是假期的功能。
　　“城市里的孩子可谓个个是‘笼中鸟’，过着学校、家庭、培训补习班三点一线的枯燥生活，面对的除了书本就是老师家长的唠叨。在学校墙壁上的大字‘德智体美劳综合发展’也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在应试教育的巨大压力下，‘智育’才是重中之重，至于社会实践、亲近自然是费神费力，又不能直接提高成绩，所以好多学校和家长就能免则免了。”张思宁说。
　　张思宁说，在这种情况下，孩子或许能有个不错的卷面成绩，但却变得“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失去了原本应充满乐趣的童年。
　　除此之外，据了解，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使得家长无法带孩子们出游。
　　在沈阳市新玛特商场工作的张女士一直认为旅行出游对孩子是一个极好的锻炼机会。在她没有进入商场工作之前，曾带着孩子去过威海。
　　“这几年在商场工作，孩子寒暑假正是商场最忙的时候，我根本走不出去。孩子的父亲在厂子里上班，更是走不开。” 张女士说，“我心里又是急又是愧。希望‘五一’有机会带孩子出去玩玩。
　　今年３９岁的赵女士，家里生活条件比较宽裕，丈夫是海员，常年在外。赵女士的个人时间比较宽松，可每到孩子放假，她都把孩子送到奶奶家，却没想过带孩子出门旅游。赵女士说：“孩子小，带出去什么都记不住，去哪都是白花钱，等他大一点的时候再说吧。”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思宁说，其实孩子们走出去并不是简单地让孩子出去玩，如果家长都这么理解，孩子们出游的意义也不大。
　　“大自然充满了神奇的力量，无论是雨雪、白云，还是花开、叶落，都可以从中发掘到很多快乐。亲近自然可以培养孩子的各项感官能力、观察能力、反应能力。”张思宁说，亲近自然、接触社会原本就应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经历，家长要让孩子们尝试这种经历，并从中积累生活的经验，哪怕这些经验是最初级的。只有这样，才能开阔孩子的视野、陶冶情操并健全他们的人格。
　　一些孩子充满感情色彩地讲，“我就是想去哪里哪里看看，看看那里到底是什么样子……”孩子的好奇、孩子的天性，孩子心里的呼唤深切而真诚。为了孩子心底的渴望和快乐的成长，希望这些爱孩子的家长拉近一下孩子梦想和现实的距离。

　　家在沈阳的周女士在正月初三，带着儿子回娘家。孩子一声“姥姥、姥爷过年好！”后，姥姥给了孩子５００元压岁钱。过了一会儿，小姨回来了，孩子向小姨也拜了一声“过年好！”，小姨给了孩子２００元压岁钱。
　　孩子接过钱后，在周女士耳边偷偷地说：“妈妈，还是姥姥、姥爷对我好，给我的压岁钱比小姨给的多。”听了这话，周女士感觉十分难受。让她没有想到，压岁钱在孩子本该纯洁的心里竟变成了衡量大人对他好坏的标尺。
　　周女士说：“我儿子今年５岁，每年过年都能收到长辈们的压岁钱。可今年怎么也没想到在孩子心里竟然有了这样的想法。”
　　过年时长辈给晚辈压岁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民俗传统。压岁钱是长辈寄望孩子在新的一年里平安健康的美好祝愿。
　　然而，时过境迁。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曾经寄托着一份美好祝福的压岁钱也失去了它的原汁原味，变得有了“功利色彩”。
　　尽管年年春节都有对压岁钱是否还应该给的质疑，但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一种民俗，毋庸置疑，它还是值得保留的。
　　孩子用压岁钱多少去衡量别人对他是否“好”，肯定是不对的，但责任能在孩子身上吗？不仅仅是压岁钱，就连大人婚丧嫁娶送的“红包”或者“份子钱”不也被大人们变成一种人际交往的手段，或者衡量人际关系的“标尺”吗？
　　这些原本应该是真诚祝福的象征，被大人们加入了许多莫名其妙的因素，变得复杂了、也沉重了。父母在用“关系好坏”而探讨该为别人结婚送多少钱时，孩子能不“耳濡目染”吗？
　　所以，要让这种在岁月的长河中积淀下来的民俗原汁原味地保留下去，需要每一个人特别是大人们用最纯洁的心去呵护它。

供房成为部分中国人春节里最大的心事
　　“每天一睁眼就觉得自己像杨白劳似的，欠了人家一屁股债。”３０岁的王飞春节前刚刚还了２月份的房贷月供。
　　王飞是沈阳一家外企的职员，去年买了一套总价５４万元的住房，首付２４万元，月供２３００元。买房前，已经工作７年的他“居无定所”，搬过几次家，但考虑要和女友结婚必须有房子，就“全家举债”买了一套房，就此也把他一家套在房子中。
　　“这是买房后的第一个春节，一想起每月要拿出这么多钱还贷款，心里就觉得堵得慌！过年本想给自己父母和未来岳父岳母买点可心的年货，但考虑到手里没什么多余的钱，就买了一般的年货，心里挺不好受的。”王飞说。
　　王飞是中国无数贷款购房者中的一员，和王飞一样，不仅在平时，即使是合家欢乐的春节，巨额的购房贷款给他们心中造成了不小的负担。据一项调查显示，７７.９％的购房者认为房贷还款负担太重，使他们的生活质量下降。
　　中国人数千年的“衣食住行”之梦，无非是衣食无忧、住得舒坦。许多人都想提高生活质量拥有自己的住房，但掂量着口袋里的钱，只能选择用贷款的方式购买。从此这些人的经济被偿还贷款指挥着，因此他们也被称为“房奴”、“负翁”。
　　已经工作五年的王丽最近刚买了住房。王丽夫妻收入加起来每月有七八千元，需要负担的费用为房子月供３０００元、吃饭１５００元、交通费１０００多元，再加上通讯费以及其他生活开销１０００多元。“我和老公基本上都是‘月光族’”王丽苦笑着说，“没办法，谁让咱还得供房呢，这个春节买东西只好从牙缝里省了。”
　　从牙缝里省钱买房未免太夸张，但因买房负担过重而导致生活水平严重下降却是不争的事实。从事软件开发的董良，在大连购买了一套１５０平方米的房子。等着他的是银行的４０万元贷款，每月还款接近４０００元。他说，扣除了银行月供，还有汽车的开销，我的钱就只够吃方便面了。“感觉自己把未来几十年的时间、智力、劳动全部抵押给了银行。”
　　如今对很多人中国年轻人来说，购房已不是个人行为，甚至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在供房。有人用“六一模式”概括全家供房的情景：青年夫妻、男方父母、女方父母６人用多年的积蓄共同出资在城市里买一套房。
　　除了房贷压力外，他们还面临医疗、子女教育费用和父母养老费等多种压力。因此买房也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丁克家庭的出现。上面提到的王丽说：“母亲总是念叨早点抱外孙子。可是我们也不敢生啊。房子还压在身上呢，再生个孩子，就别过日子了。”
　　压力的巨大，使得一种叫“按揭病”的现象出现：许多房贷者日思夜想如何快速摆脱贷款问题，致使他产生过重的心理压力，不仅影响了正常的生活，也影响到健康。
　　忙于还贷的吴鑫生活得非常清苦。她最担心家里发生意外状况，比如有人生病、失业等。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她说，最怕听到国企改革一词，害怕自己会下岗，在单位是心惊胆战。现在常常失眠，患上了神经衰弱症。
　　当然一些人认为“生活水平下降是暂时的，拥有一套理想的房子却是长久的，而且房子还会不断升值”，这几乎成了这些“负翁”贷款买房的共同心态。
　　与此同时，更多的人在抱怨房价上涨过快，让他们不得不面临向银行借贷“巨款”。
　　张义２０００年从东北财经大学毕业后，进入大连一家公司任销售人员。经过四年多的摸爬滚打，２００４年被升至区域销售经理，工资也由过去的不到２０００元涨到５０００多元，但他说：“工资在涨，物价也在涨，房价更在涨。”
　　“我从２００３年开始就看房，当时好的房子不过每平米３０００元左右，但那个时候积蓄少，所以只有观望。这一观望，就观望了三年，房价也涨到４０００多元。”最后，他还是向银行和朋友借钱买了９２平米的房子，“算一算，自己这几年攒的钱还赶不上房价涨的钱呢！”张义说。

　　３１岁的贾莉今年过年没有选择回家过年，而是留在广州公司。除去租房和生活开支，所剩无几的薪水使她无法也害怕面对自己的弟弟妹妹们。
　　“在辽宁老家里，每到过年叔叔和姑姑家的弟弟妹妹们都来我家过年，再加上我的亲妹妹，每年都要给这些孩子不少压岁钱。差不多是一个月的工资了。”贾莉说。
　　和贾莉差不多的是，当下不少工薪族都没有回家过年，成了“恐归族”。他们不是不想回家见父母，而是既对回家之路的艰辛感到恐惧，又对回到家要付出的压岁钱感到恐惧。
　　对于囊中羞涩的工薪族而言，派发压岁钱成了一种沉重的烦恼。在中国各地，春节习俗各不相同，但给压岁钱却是共通的，长辈给晚辈，工作赚钱的给不工作不赚钱的，结婚的给没结婚的。
　　“目前，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已明显高于国际上收入贫富差距警戒线。这表明，不断递增的财富并不是平均分配给每一个百姓的。”经济学家马晓方说，派发大额压岁钱的富人肯定有不少，但更多的人是在将不太多的收入作为压岁钱派送，这确实是有点让工薪族“心惊肉跳”的。
　　就一般而言，在城市给一个孩子压岁钱最少一二百元人民币，十个就是一二千元，姐姐哥哥的孩子，亲戚的孩子，朋友同事的孩子，邻居的孩子，过年给出压岁钱三五千元是寻常事。这对经济实力不强的工薪阶层来说，无疑是烦恼的事。
　　与此同时，压岁钱水涨船高，年年见涨。给压岁钱往往有三怕：怕给少了，怕漏给了，怕给晚了。“人家给多少，自己就得给多少，总不能给少了，少了拿不出手，没面子。”在企业的周洋说，“然而多了又给不起。三五千块钱，那不就是大出血嘛！”
　　出于对给压岁钱的“恐惧”以及家长担心孩子乱花压岁钱，有人提出“不妨用知识给孩子压岁”，以送孩子图书、画报之类代替送压岁钱。
　　当然，绝大部分人还是认为，春节一年一度，象征性地给一份压岁钱而图个热闹还是不错的。
　　民俗学家也认为，中国人过年，长辈给晚辈送压岁钱的习俗由来已久。压岁钱意味着镇岁、避邪、祛病、祈福，是长者对晚辈的祝愿。多少代人流传下来的“压岁”习俗，自有它存在的朴素道理，是一种传统节日的文化。
　　“既然是一种祝福的象征，工薪族就该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派发压岁钱，钱挣得少就没必要多给，更不能以‘牺牲’自己的生活质量和逃避不回家为代价。”经济学家马晓方说。

    “和女儿一起过春节已经是５年前的事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家人才能再在一起过春节！”家住沈阳市皇姑区汾河小区的张立基老人感伤地说。
　　张立基今年６０岁，唯一的女儿今年仍然因为在国外上学而无法回家过年。
　　和张立基家里情况相仿的是，董玉祥老两口也只能独自过年：他们独生子在深圳一家软件公司工作，由于春节要赶着完成一个软件项目，而无法陪老人过年。
　　董玉祥和老伴今年都５８岁了，他说：“儿子不回家，心里不是个滋味，可又没办法。不图他回来帮多少忙，就想能和他团聚，见见面唠唠家常，可一年到头也就能见到他２、３次吧！”
　　“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成了董玉祥老两口生活的写照。“想想他小时候在身边，一家人团团圆圆的情形，让人心酸啊！” 董玉祥的老伴说。
　　这便是张立基和董玉祥两位老人在春节的烦恼，也是许多和他们一样年龄段的人们共同的烦恼。这些中国第一代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人群，即便有儿有女，却遭遇“空巢”的尴尬。
　　上世纪７０年代初，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计划正式纳入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经过逐步发展，计划生育政策明确要求，一对夫妇最好只生一个孩子，特殊的情况可以生两个。
　　如今像张立基和董玉祥这样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已逐渐步入老龄行列。社会学教授包德功说，“空巢老人”特别是只有一个孩子的“空巢老人”就更害怕过年。摆在他们眼前的现实是，子女们到外地创业或定居，他们则留在故土，“空巢家庭”的数量大大增长，老人不得不处于无子女照顾的尴尬境地。
　　包德功说，今天中国年轻人的生活压力比起几十年前要增加许多许多。要照顾老人，最大问题是没有时间，精力不足，很多家庭是一对年轻夫妇照顾四个老人。
　　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城市，随着农村青年劳动力大量外出打工，使得农村的“空巢”现象也很严重。
　　辽宁省朝阳县郑家家村的张百明大爷和老伴今年都刚过６０岁，今年春节也不能和两个儿子甚至和孙子团聚，因为两个儿子和儿媳都带着孩子到市里打工挣钱去了。
　　“一到过年正是挣钱最多的时候，都舍不得放弃挣钱的机会，他们早就提前打电话告诉家里要在城里过年了。” 张百明无奈地说。
　　“都说养儿防老，可现在两个儿子一个也见不到，都忙自己的事去了，留下我们老两口给他们看家护院。”但唯一让张百明老人欣慰的是，他们不定时地寄钱回来。
　　“除了给老人物质上的满足外，更多的是需要解除老人精神上的孤寂状态。”包德功说，“春节回家是一种传统，即使有困难不能和父母团聚，也要通过其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亲情。比如打打电话，甚至是请保姆专门陪老人。但如果可能，最好是回家团聚。”（完）

　　大年初一一早，５３岁的张永祥正穿着整齐打算去亲戚家拜年；他２５岁的儿子张宇却在自己的博客里写拜年文章。父亲对这种拜年方式无法认同，儿子则不以为然。
　　王永祥不认同的是，“拜年嘛，就得登门去拜，那样显得真诚。特别是对于关系特别好的亲朋，就更得登门啊！足不出户算拜得哪门子年啊？”
　　张宇则说：“传统的登门拜年的确能体现诚意，但是年轻人有不同的朋友圈，在春节有限的时间里去带给更多人问候，通过网络也许是个好办法。”
　　在中国传统的节日里，登门拜年依然是人们贺岁拜年的重要方式。但是丰富多彩的网络拜年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让中国人拜年习俗多了很多选择。
　　网友陈丹彤最近开了个博客，本来开个博客并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但是她却迫不及待地把这个博客地址通过各种方式告诉了所有朋友，而且“三令五申”一定要去看。
　　朋友们打开一看，原来博客是陈丹彤专门为给朋友拜年而开的，整个博客界面都是用象征中国喜庆的红色为背景，上面还有“礼花”和“春节快乐！”标语。朋友们也都在这个博客上留下了自己的祝福。
　　陈丹彤说，博客拜年很时尚，最重要的是拜年日志能将祝福之情表达得比较充分，用这种方式和朋友们交流，感觉更好。朋友们也都对这种拜年方式赞不绝口，不但夸她创意好，而且还给朋友们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省钱省时又实惠。
　　近日一个名为“网上大拜年”的网站特别引人注目。在这个网站可以帮助网友拍摄并制作动态的画面，通过互联网向他们遍布全国甚至全球的亲朋好友拜年。
　　２４岁的赵鲲鹏，平时十分喜欢在网上聊天，结识了不少网友。这几年过春节他都是在家中打开电脑敲击键盘，写上几句祝福的话，再配上温馨的卡通图案，发送到网友的信箱。今年他把全家热热闹闹做年夜饭、吃年夜饭的场面拍下来，通过电子邮件发给身在美国不能团聚的哥哥。
　　“热衷网上拜年的大多是一些追求时尚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网络，网络就是他们与人交流的工具和平台。”网民岳建华说，现在生活节奏比较快，平时工作学习又很忙，亲朋好友之间见面少。
　　已经从大学毕业７年的岳建华和同学很少见面，更别说凑在一起聊天。今年他通过ＭＳＮ（网络聊天工具）和同学在除夕夜搞了一次“聊天拜年会”，他说：“仿佛和同学就在眼前，感觉特别亲切！”
　　此外，为了彰显个性，一些网友找出自己的照片，用图片处理工具制作成新颖、搞笑的拜年卡片或动画，通过网络在好友之间传递拜年，人们在接受了新春祝福的同时，也会忍不住开怀一笑。

　　“咔嚓咔嚓……”轨道车拉着３４岁的电气工程师房本才和他的工友穿行在地下４０余米深的隧道里。
　　大年初一早上，调度室通知房本才隧道掘进前方一个电器出现了小故障，需要维修。刚刚和妻子孩子吃过早饭的他立刻收拾好工具、戴上安全帽。儿子搂着爸爸的脖子用力地亲了一口：“爸爸，早点回来！”
　　妻子孩子是大年三十早上到工地的，房本才早就盼着母子俩的到来，把自己的宿舍好好整理了一番。落满灰尘的塑料玫瑰花也被他洗得明亮动人，那是去年春节妻子买给他的。
　　轨道车停了。隧道里的积水淹没了房本才水靴的一半，他立刻向操作工人询问故障情况，准备排查。毕业于哈尔滨理工大学电气自动化专业的他解决这些电器故障还是游刃有余的，可他丝毫不敢马虎。
　　这时，掘进工区主任季鹤亭过来问房本才：“影响掘进吗？”“不影响！”
　　这个４５岁的汉子早早就来到掘进面，观察着前方岩石和掘进机的情况，计算着今天可能达到的掘进尺度。
　　突然，一个工人摔倒了。季鹤亭对他大声说：“老丁，小心点！”摔倒的工人随即站起来，“没事！”
　　这也不知道是４６岁的丁建勇在隧道里的多少个跟头了。“常事！液压工人哪有不摔跟头的！”掘进机的大量液压系统需要不停地润滑。丁建勇的工作服早已被机油、润滑油浸透了，工作区周围被机油弄得很滑。
　　“轰隆轰隆……”掘进机开始了新春的第一钻。巨大的声响、漫天的烟尘随即在整个工地弥漫开来。
　　驾驶操作室里坐着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叫杨洋，目前是掘进机实习操作工程师。这个春节是他去年大学毕业后在工地过的第一个春节。
　　小伙子已经对这台ＴＢＭ（大型岩石掘进机）近乎痴迷了。数亿元的造价、１６０多米的身长、复杂的科技让他感觉到自己就应该属于这台机器。
　　儿行千里母担忧，早上父母就打电话过来，让他们的独生子注意安全。“他们根本就不愿意让我来这工作，说又苦又危险，但成为一名ＴＢＭ工程师是我的目标！”２５岁的杨洋已经是辽宁水利水电工程局重点培养的后备人才了。
　　正在营区准备下午上工的掘进工人李立新，还沉浸在除夕夜的温暖中。昨天的除夕夜工地举行了联欢会，联欢会上无比热闹，李立新喝到了久违的东北地道“小烧”，酸菜馅的饺子也让他尝到家的味道，比起那些除夕夜仍在隧道里继续工作的工友，他觉得很幸福。
　　“觉得孩子跟自己都不亲”，由于宿舍条件有限，李立新的家属这回春节没有来工地。可是１５岁的儿子早上打来电话给爸爸拜了年。老李本想在电话里教育教育孩子，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想起小时在工地乱跑的儿子如今都比自己高了，老李无比欣慰。
　　房本才维修完设备，舒了一口长气，坐在轨道车上和记者唠起家常，“一次孩子发高烧，媳妇自己背着孩子去医院楼上楼下跑，我听说了，简直……”他哽咽了。
　　潮湿、烟尘、噪音是所有隧道工人的三大敌人，他们都患有不同程度的关节炎、风湿病，噪音也影响了听力。
　　不过这些都不能击败他们！调度室的黑板上记录着掘进班组新近的掘进情况：２月份到除夕晚已经掘进７３０米，离工段目标还剩４３７０米。
　　调度室桌子上放着几十根香烟，这是季鹤亭１７岁的女儿用省下的零花钱买的，还买了一瓶白酒。烟已经被季鹤亭分发的差不多了，酒也在除夕夜和工友们一起分享了。
　　“就是想父母啊，谁不思念自己的父母啊！”这个东北大汉想起家里８０多岁的父母泪如泉涌。“家人是我们的动力，我们会勇往直前的，往前掘进一米就朝目标缩短一米！”
　　忘我的工作使奇迹不断上演：月掘进１２００米的亚洲纪录；误差３厘米的世界级高精度贯通……
　　这条承载无数水利工人梦想与汗水的隧道，是一条长８５.３公里的引水隧道，这条直径８米的隧道建成后，将会超过世界目前公认最长的５７.６公里的瑞士戈特哈尔德隧道，成为世界上最长的隧道。
　　这条隧道是辽宁大伙房水库输水工程的一期工程，工程建好后将解决辽宁老工业基地中部城市群的百年用水问题，受益人口近１０００万。

　　１１岁的李思雨收到了父亲李振光送给她的春节礼物——ＩＰＯＤ（ＭＰ３），这是她这过去一年梦寐以求的。
　　“现在的孩子的礼物可比我那时高级多了！”回忆自己小时收到的礼物，今年３６岁的李振光说：“１９８６年的春节，那年我１５岁，收到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块表，那是妈妈花了不少钱托人从香港带回来的。”
　　中国人在传统的春节前要选择一些心仪的东西作为年货，时髦的电子产品就成了重要的选择。李振光收到的那块表是一块黄色的塑料壳电子表：用一根同样颜色的尼龙绳挂在脖子上垂在胸前，很像运动会上裁判用的秒表。李振光那时戴着它在学校里风光了一阵子，那时候，很多中国普通家庭拥有的电子产品仍然只有一台收音机。
　　不过李振光很快就发现妈妈给他的春节礼物仿佛在一夜之间成了最普通的玩意：同样的电子表，半年之后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市场都可以买到，价格只有５元。
　　李振光的记忆在中国上世纪７０年代出生的一代中具有代表性。过去的２０年中，电子产品占据了中国人春节礼物的重要位置，它们在中国家庭中的普及，往往是以给孩子的春节为形式。
　　上世纪８０年代，不同样式的电子产品代表着时髦，它们可能是黑白电视和单缸洗衣机、傻瓜相机、双卡录音机、彩电和双开门冰箱等。不过它们昂贵的价格使它们无法成为孩子的礼物。
　　但在８０年代出生的曲辉的成长记忆中，玩具式的电子产品使春节礼物回归了本来的意义：不再担负着家庭电器普及的重任，只是给孩子的一个惊喜。
　　“我印象里的春节礼物好像都和玩具有关，是大人对小孩这一年来听话和好好学习的一种奖赏。”曲辉说，“比如小时候的遥控车和小火车，后来玩俄罗斯方块的掌机，插卡玩的学习机，我印象最深的是１９９０年收到的一台游戏机。”
　　上世纪９０年代，伴随着国产彩电的风光，中国内地市场卖出了至少５００万台电视游戏机。至于学习机，则是电脑为公众所熟知之后，一些厂商给电视游戏机配上软驱和键盘，当作一台最简单的“电脑”来卖——尽管它只能用来打字。
　　传呼机也是在这个阶段走进中国人的生活的。那时，很多人的春节礼物，是一台数字或者汉字显示的ＢＰ机，“有事call我！”也成了都市里的流行语。
　　随时可以回复传呼助推了“大哥大”的风行，那时绝大多数人只在香港电影中看到过。“我太太１９９１年春节跟我去市场买了一部‘大哥大’送给我做礼物，花了２万多元。”４９岁的老板马佑华回忆说，“电池特别耐用，几乎用一周也不用充电，拿在手里也不怕丢，就是太贵了，我做半年的生意才能赚回来。”
　　１９９６年以后的春节，去商场买一台ＶＣＤ过年看看ＶＣＤ电影成为了许多家庭的选择，那时ＶＣＤ的产量也激增了１０余倍，２０００多元的价格一下就变成几百元。
　　到了２０００年，另一个更酷的春节礼物出现了：手机。在此后３、４年时间里，可以发文字短信的手机彻底革掉了传呼机的命。“２００１年春节，我丈夫给我买了一部摩托罗拉手机，虽然花了２０００多元，但是话费是２毛钱每分钟，发短信只要１毛钱，还是挺划算的。”王悦欣说，“我的摩托罗拉呼机当时刚买了１年多，花了１６００元买的，想卖却卖不出去，到现在还在我的抽屉里呢。”
　　王悦欣家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电子产品，对她来说，现在似乎像２０年前一样，又是一个电子产品大规模进入家庭的年代。她指着家里的家庭影院说：“这是２００２年的年货，看大片非常棒。” 王悦欣还在畅想着明年的春节礼物：一台双核笔记本电脑。
　　对于每一个中国消费者来说，随着收入的提高和电子产品的降价，购买更加时髦“电子年货”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劈里啪啦……”除夕夜，辽宁省朝阳县小窝铺村村头鞭炮声不断，热闹非凡。７１岁的王凤平老人在屋里看着电视节目，乐得合不上嘴，“我可是第一看到春节晚会啊！”
　　“我家祖祖辈辈都住在这儿，到现在已经是第七辈人了，老父亲活了８０多也没看到电视是个啥模样。”王凤平老人说，如今让我赶上了。
　　和王老汉一样，小窝铺村这些世代居住在深山沟里的７户２２位村民迎来了他们有生以来第一个“通电春节”。１２月初，辽宁电力部门为这个辽宁最后一个无电地区合闸送电，同时也宣告辽宁投资２.４亿元的农村“户户通电”工程全部竣工。
　　王老汉呷了一口酒，神情悠然，炕上的木制小饭桌上堆满了菜：鱼、鸡、香肠……老伴不时地为他倒酒，说起通电给他生活带来的变化，他滔滔不绝起来。
　　“在外打工的儿子给买了电视机和有线节目接收器，收到４０多个台。”王老汉指着新买的电视机，“原来啥也不知道啊，现在知道的可多了，还看见那个姓温的总理，听人家说这个总理挺好啊！”
　　王老汉语言纯朴实在：“过去拿叫啥日子？早晨太阳出来去干活，日头一落就睡觉，不管春夏秋冬年复一年，晚上什么也干不了，孩子学习都耽误了，没电的日子我们过够了。”
　　“过去做饭一屋烟，现在做饭按开关；以往浇地满身汗，现在背着手抽烟。”村民王大妈用这样的顺口溜来表达通电后的可喜变化。
　　王大妈２１岁嫁到这个村，过了４０多年黑灯瞎火的日子，“那半夜起来喂牲口就跟睁眼瞎一样东摸西摸。”通电以后，大妈的整个院子都亮了。“高兴！特别高兴！灯这一亮，我还能多活２０年！”王大妈手拿着用了几十年的油灯高兴地说。
　　在村头，有一个现在已不多见的磨米用的石碾子。通电前，村民们仍用碾子碾米，偶尔到山外加工场磨米磨面，但要翻山越岭几十里。最难的是吃水也要到十几里外挑水。
　　“夏天用盆接雨水喝那是常事。”今年７０岁的徐广发家里因为有了电，买了磨面机、铡草机，“这不，用上了电水泵，打了水井，喝水也不愁啦！”
　　王凤平老人的年夜饭吃得津津有味，心里却十分激动，“往年的三十，孩子们都不愿意回来啊，简单做几个菜，吃饺子用的肉、面那都是大老远弄回来的，够麻烦的，晚上听听半导体，想着人家城里不知道有多热闹呢！”
　　“好日子这不来了吗？”王凤平老人的儿子说，“过完年，我就给老爷子买个洗衣机，让他们享享福！”
　　在徐广发家门框上，一幅对联特别醒目，上联是“户户通电送党恩”，下联“张张笑脸迎光明”，横批是“共产党好”。

　　在北京工作的王占平，１７日也就是中国传统的除夕这天，忙完了最后一件工作后，赶到机场。他将赶往自己的家乡沈阳，和父母一起度过这个除夕夜。这是他无论如何都要做的。
    像王占平这样的中国人还有很多，他们除夕回家的目的只有一个——吃顿年夜饭。像欧美的圣诞平安夜一样，华人的除夕夜是最重要的节日。这一天人们准备除旧迎新，吃团圆饭。无论相隔多远，工作有多忙，人们总要回到自己家中，吃一顿团团圆圆的年夜饭。实在不能回家时，家人们也会为他留一个位子，留一副餐具，表示与他团聚。
　　王占平说：“年夜饭早已超出了‘吃’的范围，年夜饭之意不在饭，而是那份人与人的温情。”
　　在北方，孩子们玩耍放爆竹的时候，也是主妇们在厨房里最忙碌的时刻。菜板上都响着噔噔噔地剁肉、切菜声。其他人则围坐一圈，喝茶聊天，谈论着一年的悲和喜。
　　沈阳５３岁的郭继东说：“年夜饭充分表现出家庭成员的互敬互爱，这种互敬互爱使一家人关系更为紧密。老人眼看儿孙满堂，一家大小共叙天伦，过去的关怀与抚养子女所付出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这是何等的幸福。而年轻人也可借此机会表达对父母养育的感激之情。”
    像西方感恩节的火鸡、南瓜派一样，中国的年夜饭也有很多传统的食品。在一些地区，年夜饭少不了火锅和鱼。火锅沸煮，热气腾腾，说明红红火火；即使再困难的家庭，年夜饭也要做鱼，“鱼”和“余”谐音，象征“年年有余”，讨个吉利。
    在北方，人们过年习惯吃饺子，是取新旧交替“更岁交子”的意思。又因为白面饺子形状像中国古代货币银元宝，一盆盆端上桌象征着“新年大发财，元宝滚进来”之意。有的人在饺子里放糖，祈求来年生活更甜美；有的人还把几枚沸水消毒后的硬币包进去，说是谁先吃着了，就能多挣钱。
    南方除夕夜一般吃元宵和年糕，元宵又叫“团子”、“圆子”，象征着团圆。中间大多包糖，也寓意甜蜜。年糕则象征“一年比一年高”。还有一些地方要吃长面，也叫长寿面，预祝长寿百年。
    前些年，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在自己的家里，自己动手做年夜饭。如今，有许多人已经举家到酒店、饭店去吃年夜饭。他们有的是为节省时间，有的是图饭店宽敞。可无论怎样变化，团聚是年夜饭不变的主题，包括白发苍苍老母亲的期盼，和游子顶寒风、踏大雪往家里赶的执着与真诚。

    今年西方“情人节”恰值中国春节前夕，不少中国年青人选择在这时结婚。
　　但一些人也在替自己的钱包发愁。他们已经接到参加婚礼的邀请，就意味着要预备一笔钱作贺礼，这是近年来最普遍做法。之前却不是这样。
　　“五十年代一张床，六十年代一包糖，七十年代‘红宝书’，八十年代三转一响，九十年代讲排场，新世纪红包鼓胀。”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来结婚礼品变化的浓缩。
　　新中国成立后崇尚喜事新办，但生活物资的匮乏使得结婚礼品比较单调。“那时结婚送礼很简单，一般都是给生活用品，绸几尺、布几尺、还有送镜框的。很多是集体赠送，最多１２个人一起送个大镜框，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１９６１年结婚的沈阳市民陈淑媛说。
　　文革时期，政治对人民生活产生巨大影响，那时结婚最时兴送毛主席像章和语录。新人可能收到几十份这样的礼物。它们都被拥挤地摆放在新房最显眼的地方，表示对“伟大领袖”的敬意。
　　１９７２年结婚的王振国说，“那时候什么都讲政治，婚礼也不例外，我收到十几套‘红宝书’（《毛泽东选集》）呢。记得当时我父母、厂里的领导、团委、车间都送了‘红宝书’。后来别人结婚时又送给别人。”
　　从“文革”结束到上世纪９０年代初，结婚礼品开始往更加实用方向发展，结婚礼品大多是一些与吃、穿、用有关的实用性很强的物品。但因为大多数的家庭都不富裕，像暖瓶、脸盆、餐具、枕巾、被面等比较便宜的日常用品常被用来当作结婚礼物。
　　“那时最好的礼物也就是‘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半导体）了，一般家庭可送不起啊！”１９８４年结婚的张颖女士说，“我结婚那天收到了厂里姐妹凑份子买的脸盆、暖壶、痰盂、被单、被面。”
　　到了经济蓬勃发展、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日常生活用品已不再占用人们的许多花销，并且即使再多样的结婚礼品也并不全是新人所需要的。
　　特别是快节奏的生活使人们甚至连选购礼物的时间都没有了。于是，红包便成为送礼时尚。参加婚礼的来宾只要将装着“人民币”的红色纸袋送给新人就可以了，人们称之为“送红包”，既是礼品，又是一种祝福。
　　红包里放多少钱，由什么标准决定呢？主要是看与新娘或新郎关系远近，如果关系很亲密，但送礼却很少，就会被别人视为“小气”，今后双方关系也会变得不自然。
　　因此，已经有一些新人采取将自己新婚所需物品列成单，亲朋好友凑钱按礼品单送礼。“其实将自己需要的东西告诉别人让人送，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还避免了‘红包’带来的诸多尴尬。”在大连生活的蒋峰说。

全名：Avril Lavigne 出生地：Napanee, Ontario, 加拿大安大略湖 生日：9月27日 喜爱的颜色：黑色和红色 擅长：吉他 家庭：妈妈 － Judy 、哥哥 － Matthew 、妹妹 － Michelle 绝不平凡！这对Avril Lavigne而言已经算是温和的形容词了。她是一个庞克女子、一个爆发力十足的灵魂，一个狂野不羁的女孩。她是那种大约两岁左右，就能够以声音引起人们激赏的怪胎。她是那种没办法乖乖坐在课堂上，但是却充满了自信和决心，并且一个人跑到纽约和洛杉矶去磨练创作技巧的小镇女孩。她是那种完全靠着自己的力量，为了成功不计代价，思想前卫的十七岁叛逆青年。“我才刚出道，我要清楚地做自己，我写出自己的感受，从不在乎其他人怎么想，”Avril坦诚。“我要穿出本色，做出本色，唱出本色。” 很明显地，Avril生来就是为了这些疯狂的事。身为排行中间的老二，却“老是想成为注意力焦点”的小孩，她注定要离开加拿大安大略省那个人口只有五千人的小镇纳帕尼（Napanee）。“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站在床上，就像它是舞台一样，我扯着喉咙大声地唱，想像有好几千个人围绕着我。”从卧室开始，不论何时何地她都可以唱，像是在教堂里唱圣歌，或是参加音乐节，然后在展览会和歌唱比赛上表演乡村音乐，直到她被Arista唱片所发崛。 在送出去给各唱片公司她唱歌表演的录影带之后，她得到Nettwerk唱片公司的回覆，并告知她希望跟她签下试唱歌手的合约，这是她期待已久能够让她离开这个小镇的大好机会，“后来他们也要我帮忙写词这点很吸引我，于是我搬到纽约，因为我要和他们共同创作一段时间。” 这个发展听起来很简单，不过命运的发展却让Avril从此改变。“有一天，一个Arista的人来录音室听到我录音，后来他马上就请”LA”瑞德（Arista的老板）来听，”她继续说：“我就为他唱了两首，结果他马上就要和我签约，我还没机会和其他唱片公司谈呢，不过这状况真的很少，我是说，有人花了10年才谈到合约，所以我真是非常非常非常幸运！” 让”LA”瑞德和所有员工感到兴奋的是Avril生气蓬勃的鲜明个性和纯真的魅力，以及嗓音酷似娜塔莉和莉莎洛普的甜美流行、和艾拉妮丝莫莉赛特和蔻特妮勒芙的狂放不羁。“虽然有人这么说我，也不会让我改变，”她说：“我不在乎别人说什么，我只要做我自己，我也不会去学别人，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想要每天高高兴兴的过日子还有诚实做自己就好，真的很希望，大家能看到这一点。” 十六岁时，她搬到曼哈顿着手进行她的首张专辑。Avril投入创作过程。“我热爱创作，”她解释道。“当我心情不好或是真的需要脱离那种情绪的时候，我会拿起吉他。有时候我觉得我的吉他就是我的治疗师。” 尽管在纽约的管制时期中，Avril实际上是住在录音室里，但是她的努力一开始并没有获得回报。“我开始和这些才华洋溢的人们工作，但我就是没有那种感觉；那些歌曲并不能代表我，”她承认。“接着他们开始提到要找人写歌给我唱，但是我得自己动笔才行。我得做我自己的音乐。那时候压力真的好大，但是我从来没想过要放弃。”相反地，她飞到西岸去了。洛杉矶给了她所需要的崭新开始。 就是在那儿她遇到了制作人兼创作者克里夫麦格尼斯（Clif Magness），“我就像是，‘耶！我找到我要的人了！’”她燃起了热情。‘我们实在太合了，因为他只管让我当头头，他真的了解我，而且让我做自己的事。’在麦格尼斯以及后来加入的制作小组“母体”（The Matrix）的掌舵下，为《Let Go》所写的歌曲开始陆续出炉。很快地，Avril也与曾经捧红莎拉克劳克兰（Sarah McLachlan）、蒂朵（Dido）、“酷玩乐团”（Coldplay）以及“总数41合唱团”（Sum 41）的“网路经纪公司”（Nettwerk Management）搭上了线。 对于唱片的成果，Avril非常兴奋。“在过去的一年里，我真的蜕变成一个创作者了。〈Complicated〉并不是特别描写某一个人。基本上它是一首关于生活、伪装的人们和人际关系的歌曲。”至于她最爱的歌曲之一，“Losing Grip”，她说，“它讲的就是我的某一个前男友，他在情感上并没有满足我的需求。”Avril笑着说，“但现在都无所谓了，至少我因此而写出了一首好歌。” 如今她的专辑已经完工了，Avirl等不及要将它公诸于世。她开玩笑说，和那些摇滚小子们所组成的庞克乐团四处巡回演出，与她的童年也没什麽两样，“我一直都是个男人婆，我想我现在还是。我秋冬的时候打曲棍球，夏天的时候打棒球。我喜欢和男生一起玩。” 但是Avril的音乐却足以同时感动女孩与男孩，以及一些富于冒险精神的成人，而她也正尽力地朝此方向努力。“我等不及要出场了。我想要摇撼这个世界！我要人们知道我的音乐是真实而且诚恳的，是发自内心的。我只是想忠于自己。” 在她的首张专辑《Let Go》当中，Avril的确是这么做了。她的唱腔炫耀似的活力四射，她的嗓音一如水晶般清澈，而她的歌词更是流露出纯粹的女性风格。“Anything But Ordinary”是一首赞扬个体独特性的颂歌；吉他奔驰的首支单曲“Complicated”，是首正中爱情骗子要害的简洁歌曲；沾染了弦乐色彩的 “I’m With You”反映了Avril较为温和的一面；“Losing Grip”和“Unwanted”这些歌曲，勇敢地面对了拒绝与背叛这些主题所需要的沈重与悲哀；而接下来的“My World”与具有暗喻意味的“Mobile”，则是完美的展现了Avril的生活经验。“我有了这个让人肃然起敬的机会去实现我的梦想。我跑遍了各个地方，飞到这儿、飞到那儿，每天遭遇不同的事物，”她解释道。“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不愿意去过正常的生活，不然我会觉得很无聊。”